徐芝纶（1911—1999），江苏江都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博导。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1935年赴美留学，193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硕士学位，1937年获哈佛大学工程科学硕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曾任浙江大学、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52年，参与创办华东水利学院，历任教务长、副院长，江苏省力学学会理事长，专著《弹性力学》曾分别获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和国家教委高等院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徐芝纶院士生前长期担任河海大学领导职务，并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坚持参与工程力学教研室的活动，严格管理，严谨治学，一丝不苟，身教言教，为人师表。同时，他在工作之余，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之多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勤奋的童年
1911年6月20日（农历5月20），徐芝纶出生在江都县邵伯镇一个大地主家庭。他是徐庭翼和张稼梅夫妇的第一个孩子。
徐芝纶的童年是非常快乐的。当他咿呀学语的时候，一肚子墨水的母亲，给他说了许许多多知识性趣味性的故事；当他记事的时候，母亲又为他提供了一批除暴安良、降龙缚妖、劫富济贫的英雄，还有头悬梁、锥刺股、铁棒磨成针和勇于发明创造的中华杰出人物。应该说，徐芝纶从小到大，是母亲给他以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徐芝纶一生都忘不了母亲所给予的关怀
和温暖。
徐芝纶的母亲张稼梅思想进步、开放，从不强迫徐芝纶应该读什么，不应该读什么。徐家几代书生积累书籍颇多，家中收藏有不少宋代刻本的书籍。这使得徐芝纶从小就有机会阅读了包括《红楼梦》、《西厢记》、《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唐诗三百首》在内的各式各样的书籍，奠定了比较深厚的文字、文学功底。
1919年夏天，徐芝纶和几个妹妹弟弟，在父亲徐庭翼和母亲张稼梅的带领下，告别了邵伯“徐大楼”，举家搬至扬州。不久，徐芝纶的其他亲属也陆续迁至扬州。徐芝纶等在扬州一所教会学校明德小学上学，以后又到北京上中学。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从8岁到88岁长达80年的时间里，徐芝纶竟然再没有回到给他的童年留下快乐记忆的地方。
中学时光，身材颀长的徐芝纶还特别爱好体育运动。黎明即起，在家门前屋后跑上数百米后回到家，看一会儿书，接着吃完母亲做的可口的早饭，精神抖擞地去上学。下午放学后，他总是喜欢约上几个同学打打篮球。所以，几年过后，学业与体育同步，不仅学习成绩不断提高，而且他的跑步速度在加快，篮球技艺也不断提高。 他曾经在中学生运动会上，取得800米和1500米的第一名；他司职中锋所在的中学篮球队，也在中学生篮球比赛中夺得过冠军。
读书清华园
1930年，品学兼优的徐芝纶考取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成为该校土木系土木专业的一名学生。与徐芝纶同年考取清华大学的有季羡林、伍正诚，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徐芝纶的篮球特长在清华大学依然得到发挥，他几乎天天出现在运动场上，练习篮球，跑步锻炼。
徐芝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除了家中给部分费用外，学校还提供了一些奖学金，生活和学习基本有了保证。对于钱，徐芝纶从来都不去刻意追求，也不随意处置浪费，完全是由于受到母亲的影响。徐芝纶清楚地记得，母亲起早带晚，含辛茹苦，不管面对多大的艰难困苦，总是把家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令他感动的是，每个月，家里为数不多的钱，被母亲分成一份一份的，分别注明，这一份是全家的生活费，那一份是弟妹的学习费用。等到徐芝纶过完假期回学校时，母亲拿出一份钱，对徐芝纶说，这是你读书和生活的费用。母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了徐芝纶的一生。怎样做事，怎样做人，怎样花钱，母亲成了徐芝纶直接的榜样。
当时，清华大学学术气氛浓厚，对师资要求极高，例如土木系，是著名水电专家施嘉炀先生任系主任，每年仅留一二个特别优秀的毕业生助教。1934年，23岁的徐芝纶以第一名的优异学习成绩毕业并被留在清华大学任助教。按理说，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当时如果愿意到政府部门谋一个官差，易如反掌。但是，徐芝纶毅然选择在清华大学教书，一方面，是徐芝纶受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较深，另一方面，是徐芝纶的父亲生前在官场上屡屡不得志，整日郁郁寡欢，父亲以自己的经历一再告诫徐芝纶，好好读书做学问，不要轻易去做官。
留学美国
1935年，徐芝纶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考取留美公费生。所谓公费，实际是中国政府用“庚子赔款”支付的学费，并不动用外国政府财政的一分一毫。而这个“庚子赔款”本身就是列强侵略中国后，制订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政府的。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庚子赔款”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使得中国比较早比较大规模地输送了一批留学海外的人才，他们中间的不少杰出人士，学习和掌握了西方许多先进的技术，后来辗转回国以后，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到美国的第一年，徐芝纶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水力发电专业，是硕士研究生课程，他学习刻苦，门门功课都是A ，在留美学生中有一定的名气。
徐芝纶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恰与钱学森同住一屋，一个学水利工程专业，一个学航空工程专业，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和思想情况，结下同窗情谊。一年后，徐芝纶去哈佛大学之前，对钱学森说，再学习一年以后，自己肯定要回国。钱学森说：“你早些回国我是赞成的，我想迟一点回国。你搞水利工程也好、土木工程也好，你都有得搞。不管你教书或是搞工程都可以。我这个航空工程就难说了。中国到现在根本不能造飞机，近期也不会制造飞机，我回去干什么呢？我想等几年，等到中国的确能造飞机了以后再说。”钱学森后来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经过多方交涉，钱学森历经艰辛，终于回到了祖国，并为我国“两弹一星”和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勤奋好学的徐芝纶到了美国以后，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所有课程的学习，得到了工程硕士学位。这样的中国好学生自然是引起学校注目的。当时就有两位教授找到了他，向他转达了校方的意见，就是希望他留在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徐芝纶对他们说，自己来美国公费留学的时间只有两年， 1937年一定要回去的。如果再读一个博士学位，一般三年，最少两年，对自己来说，时间显然不够，因此只想再选一个合适的专业学习一年。后来，他听说哈佛大学有一位威士加德教授，是美国弹性力学的两名著名权威之一，水平很高。1936年6月，他就决定从麻省理工学院转到哈佛大学去，开始跟着威士加德教授学习弹性力学。
其实，徐芝纶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的心是向往祖国的。在美国的大学里，有进步学生经常举行一些活动，通报国内的情况，特别是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每有这样的聚会，徐芝纶都被通知参加，如问今天有什么内容，有人就用暗语回答说，关于“那边的”。徐芝纶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仍然同钱学森保持着来往，彼此间激励着刻苦学习将来报效祖国的理想。
又过了一年以后，刻苦用功的徐芝纶在哈佛大学取得了工程科学硕士学位。他再次谢绝了友人挽留的心意，在1937年6月底乘船离开美国。7月中旬，他在船上就听到“七七”事变的消息。他带着一种对侵略战争强烈的厌恶和对祖国前途的深深忧虑的心情，踏上归国的路程。
浙大六年
报着一颗科教救国的良好心愿，牢记父亲的谆谆教诲，回国后的徐芝纶安家甫定，便应聘到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当一名教师。
徐芝纶在浙江大学教书的日子，正值日寇大举侵占中国领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中国革命中最为伟大的壮举；同一时间，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浙江大学由师生员工组成的“文军”，在长达1000多天的时间里，从杭州出发，经过江西、广西，最后到达贵州的遵义，长途跋涉2600公里，也写下了极其辉煌壮烈的篇章。在这支浩浩荡荡的“文军”队伍中，青年徐芝纶用自己坚实的脚步，写下了壮丽人生事业史上精彩的开篇。
1986年，徐芝纶在回忆起自己这段历史时说道：“每次搬家，都有日本兵在后面追，还有飞机轰炸。交通工具没有，有时候坐一段小木船，有时坐一段敞蓬卡车，有时候坐一段火车，也是敞蓬货车。到了一处，就在庙宇里或者在一些地主的祠堂里上课，或者搭一些草棚子上课。同学们的教科书根本买不到，全靠教师在黑板上写。晚上没有电灯，在油灯底下备课。更麻烦的是躲警报，有时候一天两次，上午躲了下午又要躲，有时要在防空洞里备课。有些教师实在吃不消，有的跑到西南后方去，个别的回到沦陷区、回到老家去。教学的任务只好由不走的人来分担。当时我还不到30岁，算是年轻力壮的，没有人我就顶上去。在浙大6年期间，我教过十几门课程，教过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高等结构、弹性力学、结构设计、土壤力学、基础工程、水力学、水力发电工程、水工设计、坝工设计等。同学们比我们更苦，那时大多数同学与家里已经失去了联系，没有经济来源，学校里也不可能供给那么多同学。条件非常艰苦，同学们没有床，到一处就想办法搞稻草，铺了稻草在地上睡觉。吃是糙米饭，8人一桌，只有一碗素汤。两个人睡一床棉被的情况是很普遍的，破衣、破鞋、破帽子那就不用说了。”
在浙江大学工作了6年后，徐芝纶决定离开学校，换一个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他自己说，是因为读了多年的书，教了多年的书，缺乏工程方面的经验，想到工程单位接触实际工程，检验理论。后来，尽管浙江大学知道徐芝纶要走，极力挽留。但是，徐芝纶去意坚决，毅然离开浙江大学，重新开辟事业的天地。
走入社会实践
1943年，喝过洋墨水、有双硕士学历、有专业能力的徐芝纶，走出浙江大学校门不久，就应聘到了重庆资源委员会水利勘测总队工作，并且担任了工程师兼设计课课长，负责主持水电工程开发设计方面的工作。
首次接触水电工程建设实际工作，徐芝纶表现出比较高的热情。他带领着一批技术人员，钻山沟，踏河流，整日忙于勘测、分析、设计，倒也出了不少工程图纸。不过，忙了大半天，就是不见施工的动静，而那些图纸只能委屈地放到档案室里睡觉。在重庆水利勘测总队期间，徐芝纶还与美国垦务局的萨凡奇先生一起进行过三峡枢纽的初步设计，这也许是关于三峡工程最早的中外合作。不过，限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环境，也只能是搞了几十张图纸，不了了之。本来徐芝纶一心想的是科学救国、工程救国，但渐渐觉得图纸是不能救国、也无法救国的。与其耗费时间跑来跑去总是做些无用功，还不如再换个环境做点实际工作。徐芝纶对自己选择的工程师职业开始产生了动摇。
重执高校教鞭
1944年，经同学引荐，徐芝纶应聘去了从南京迁至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土木系，并很快被聘为教授。
尽管从事水利工程设计和规划的时间并不长，但毕竟积累了一些实践的经验，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内容。所以，徐芝纶教授出现在中央大学讲台上，就征服了学生。他的课条清理晰，深入浅出，生动易懂，很快就在学校里出名了。每轮到他开课，不仅本系的学生爱听，连外系的学生甚至力学助教都来听课。目睹此情此景，徐芝纶自己颇感欣慰，他认为，虽不能扛枪上前线抗日，但能够培养国家建设有用人才，是又回到“教育救国”的老路上了。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徐芝纶觉得重庆生活不便，气候不适，特别是交通不畅，信息比较闭塞，于是又从中央大学辞职，转道到了上海交通大学，被聘为教授，先在土木系工作，后来交通大学在1948年成立了水利系，他又转到水利系当教授从事教学并兼任系主任工作。尽管大学里的系主任和有职有权的政府官员是有本质区别的，可徐芝纶还是不愿意担任系主任职务，一再向学校领导提出辞去职务，只做教授。鉴于徐芝纶的学术水平和在教师及学生中有较大的影响，交通大学校长坚决不同意他辞去系主任一职。徐芝纶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将此工作一直做到全国解放。
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原水利部部长杨振怀在上海求学时，都曾经直接聆听过徐芝纶生动的讲课，过去了几十年岁月，对当时徐芝纶上课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毕生笔耕不辍
新中国成立以后，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在大力整顿上海经济秩序的时候，作为一位儒将，念念不忘培养新中国各项事业接班人的教育。目睹上海的高等学校仍然采用外国人编的教材，甚至课堂上还在用外语讲课，陈毅市长下决心要改变这个状况。1951年初的一天，徐芝纶教授与上海其他高校的二三十位教授及出版社的负责人被通知到市政府开会。到了会场以后，徐芝纶才知道，这个会是百般繁忙的陈毅市长亲自提议召开的。陈毅在会上讲了许多内容，主要三点，徐芝纶毕生把它牢牢记在心里。陈毅指出，上海解放已经一年多了，我们在教育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第一，收回了所有的教会大学；第二，完全免除学生的学费、宿杂费，比较贫苦的同学还给他们助学金；第三，组织教师学一点马列主义，学一点辩证唯物论。目前有一项工作我们不能做，希望你们能够出力来做。陈毅接着说，我们绝大多数高等学校，特别是理工院校，还在用外文教科书、用洋书。个别的上课还用外国话，这种情况一定要改变。这个情况如不改变，我们就是保持着半殖民地的教育，算不得社会主义学校。在座的同志们是否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写出自己的书籍，能够做到中国人讲课、中国人听课、采用中国的教材。陈毅说，这些我们是干不来的，你们可以干。
陈毅市长语重心长的一番话，对徐芝纶触动很大，鼓励很大。他想：“把半殖民地教育推翻，办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的教育，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业，我们应当贡献力量。特别是我，既然决心教书，当然很愿意尽力写出自己的教科书，写出具有自己风格的书。在写教材时，我尽力为读者设想，希望能够做到深入浅出。如果不行的话，至少也要使大多数教师能够感
到合用，学生学习比较方便。”
从此，徐芝纶在繁忙的行政和教学工作之余，把绝大部分时间全都用来看书、思考写书。对已有的外国教材，他逐段、逐句、逐字地推敲，细心读书、读报、读论文，从中获取有益之处。仅从1951年到1960年，他就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之余，挤出时间，辛勤耕耘，编写出中文版的《工程力学》、《理论力学》、《弹性力学》共三部五册，在出版界和教育界都引起比较大的反响。
参与创办华东水利学院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为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适应建设新中国水利、水电、交通运输事业的需要， 经当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第一副部长、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局长、华东水利专科学校校长刘宠光倡议，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决定成立华东水利学院，由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两校的水利系、同济大学和浙江大学两校的土木系水利组及华东水利专科学校的水工专修科合并组成。
当时，徐芝纶已是交通大学知名教授并且担任水利系系主任职务，无论工作学习环境、社会地位，还是生活环境，都是很理想的。然而，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和国家的需要，放弃了在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自1952年3月始，偕同妻子伍玉贤，来到南京荒凉的清凉山下，参与创建华东水利学院。
本来学校请来徐芝纶，除了请他担任华东水利学院筹建委员会的委员之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向，就是想让他担任教务长，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但是徐芝纶坚决不答应，理由是，不想做也不会做领导，管理经验少，先教一段时间书，干干老本行，以后再说。两年以后的1954年，经过学校再三做动员工作，徐芝纶同意兼任了教务长职务；1956年，经上级任命，开始兼任华东水利学院副院长职务。尽管职务不断发生变化，他有一点始终保持不变，就是无论行政工作事务再多，工作再忙，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工作在教学第一线。
徐芝纶非常强调要严格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在教学管理上是十分认真负责的。根据国家高等教育教学大纲的要求，他主持或参与制定的教学计划，要求各个系和教研组必须遵照执行，不得走样。他经常到系里检查教学安排情况，到教室听教师上课并听取学生的意见，然后在教学工作会议上予以指出，督促大家共同提高教学质量。晚上，徐芝纶喜欢在校园里散散步，实际上，他是利用散步时间了解学生在教室里晚自修的情况。再则就是看看教学楼的管理情况，如果发现办公室的窗户没有关好，他会通知工友把这些事情做好。
有一天早晨，徐芝纶走进教室给学生上课，班长“起立！”的声音喊得不响亮，学生站起来的时候，稀稀拉拉，有站有坐，有先有后，很不一致。徐芝纶生气地说：“重来一次！”然后，徐芝纶用两分钟解释这件事，他说，他并不是一定要学生对他个人恭恭敬敬，重要的是作为学生，要在学校里通过一件件小事，养成良好的规矩和习惯，惟有如此，才能在将来做成大事情。
身体力行教书育人
徐芝纶本来一直是搞水利工程专业的，后来一生都从事弹性力学教学和研究，他戏说自己成为弹性力学专家，是歪打正着。原来，50年代初期的河海大学，教员缺乏，在不多的专职教师中，不少人都是专业教师，专业基础课教学工作难以安排。身为教研组负责人和学校教务长，他就承担了工程力学、弹性力学等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任务，这一教，竟然就是一辈子为业，并且成为我国力学界的一代宗师。
徐芝纶在漫长的教书生涯中，笃信“学无止境，教无止境”，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同事热情帮助，对后辈竭诚提携。当年，他所在的工程力学教研组，每一个教师走上三尺讲台前，必须首先通过教研组内部试讲这一关。在爱好京剧艺术的徐芝纶看来，课堂教学本身充满了艺术魅力，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站在讲台上，面对众多的学生，就如同艺术家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进行表演，要自始至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因此，教师讲课时的声音高低、形体动作、板书规范和时间的控制等，都非常有讲究，同时，还要时刻注意课堂气氛，课后了解学生的反映以及学习的效果等等。年轻教师只有在教研室同事的共同帮助下，内部讲课得到认同，才能走上讲台，以确保教学质量。据说，深得徐芝纶真传的吴永桢在讲课前，为了求得最好的课堂效果，曾经面对自家大衣柜的镜子，边讲课，边揣摩自己的举止动作以及语音语速是否符合要求。正因为徐芝纶等一些老教师的言传身教，无声熏陶，所以几十年来，河海大学工程力学教研室的教师，在专业基础教学方面，无论教学质量还是教学效果，都处于学校的前列。
徐芝纶与所在教研室的教师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对普通教师，除了工作上关心外，生活上的困难也给予帮助。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工资收入比较高的徐芝纶和吴玉贤，经常把一些熟悉的单身青年教师叫到家中，给他们煮肉吃。力学教研室的卓家寿老师结婚的时候，徐芝纶放下工作，出席了卓家寿的婚礼。李咏偕老师结婚的时候，徐芝纶也是持礼前往祝贺，婚礼上，他让李咏偕夫妇唱“敖包相会”，当唱到歌词“只要哥哥（妹妹）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喂”时，沉浸在喜悦之中的徐芝纶高兴地说：“来了！来了！”激起大家会意的笑声。
1960年8月，徐芝纶被推选为先进教育工作者，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英模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被授予“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张元直曾经担任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社长，从60年代起就接触徐芝纶编写的教材，印象十分深刻。张元直记得，徐芝纶50年代后期写了一本《弹性理论》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和精神包袱的徐芝纶，奋力开掘长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好像一辆加足油的车，写作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先后为本科教学需要写了《弹性力学简明教程》、《差分法》和《弹性力学》上下册，翻译了一部外国的《弹性力学》，后来，在80高龄时，还用英文撰写了专著《应用弹性力学》，该书后来作为我国介绍到国外的第一本工科教科书，由印度的义利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里不能不提到，他的专著《弹性力学》前后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了三版，两次得奖，第一次是于1987年，获得全国科技图书一等奖，第二次是于1993年，获得教育部（原国家教委）高等院校优秀教材特等奖，这在高等教育界和出版界，都是非常罕见的。
徐芝纶的书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绩，主要是他写的书，凝聚了几十年教学的经验。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能够讲好弹性力学的人非常稀有。他一边教学，一边总结，对弹性力学课程建设，贡献十分突出。还有，就是《弹性力学》以及《弹性力学简明教程》等几本书，在高校里使用范围比较广泛，影响比较大。鉴于学科和专业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出版社后来曾请别人重新写了一本《弹性力学简明教程》，结果一比较，怎么也代替不了他的书。所以，直到如今，他的《弹性力学简明教程》还在印，因为高校还在用。
追求人生归宿
1978年以后，徐芝纶从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改革和开放的伟大事业中，看到了国家美好的未来，看到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更加热爱党，信赖党，再次萌发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并于1980 年4月将自己的想法和一份《入党报告》，告诉了所在的力学系党总支部负责人。
徐芝纶的这份《入党报告》，语言朴实，情感真挚，字里行间充分表明了一位老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认识过程，充分表明了一位高校教授在党领导下培养高级合格人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表明了一位老科学家决心加入党组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迫切心情。力学系党总支委员会十分重视徐芝纶的入党问题，经研究认为应该发展徐芝纶这样的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很快把情况向学校党委组织部作了汇报，并及时得到学校的答复，随即确定专人和徐芝纶进行谈话与联系。1980年6月16日，工程力学教研室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徐芝纶的入党申请。
严恺同志作为徐芝纶入党的第一介绍人，这样评价：“徐芝纶同志政治历史清楚；解放以来，能够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在历次运动中，能够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服从组织分配。徐芝纶同志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都做出了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徐芝纶同志对党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提高，表示决心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毕生精力，并迫切要求入党。从徐芝纶同志的一贯表现，我认为他已符合入党条件，因此愿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79岁的徐芝纶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古稀之年找到了人生的归宿。
徐芝纶院士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他高尚的精神品质和严谨的治学作风永远激励着后人，他属于整个人类，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