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仪祉(1882—1938)，名协，字宜之，陕西省蒲城人，我国近代著名水利科学家。1904年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德文预备班学习，肄业后去德国皇家工程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辛亥革命爆发后，毅然回国。1913年重返欧洲，考察欧洲水利。后申请改入柏林丹泽大学，专攻水利科技。毕业回国后，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此后，历任陕西省政府水利局局长、渭北水利工程总局工程师、陕西省教育厅厅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西北大学校长、中国水利学会会长等职。曾主持兴建泾惠渠、洛惠渠、渭惠渠等工程，并倡办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和水利实验室。他生前留有各种专著、论文、计划、提案、报告等共188篇，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一生勤学治事，燃烧着爱国爱民的热情 李仪祉出生在一个进步的家庭： 父亲李桐轩，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先后任陕西省咨议局副局长、省修史局总编纂、西安易俗社首任社长、剧作家；伯父李仲特，数学家，曾任川汉铁路工程师、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
李仪祉的青年时代，清政府昏庸腐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人民饱经忧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受父辈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他从小勤学好问，心中燃烧着忧国忧民、科学救国的热情。
8岁那年，李仪祉师从伯父，开始就读，14岁时接触《九数通考》、《西学大成》等西方科技图书，常常读至深夜。17岁那年，他考中同州府第一名秀才，留下了“年少识算，气度大雅”的美名。次年，被推荐入陕西泾阳崇实书院读书，学习《天演论》等著作，写下了《权论》、《神道设教辟》等反封建作品。1900年，他入三原宏道学堂求学，与于右任结为学友。1904年，是他人生中不平凡的一年。这年，李仪祉与兄长李约祉同被推荐入京师大学堂。临行前，父亲李桐轩挥毫作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于愚弱最可耻，雀鼠临迫能返齿，况有气性奇男子”，寄语他要潜心学习，锤炼自己，学成后报效祖国。
当时，京汉铁路尚未修通，兄弟二人只好雇马车赶路，星月兼程地奔波了半个月，直到山东才改乘火车赴京。经过考试，他以全优的成绩被预科德文班录取。他埋头学业，每次班上考核他都是名列前茅。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儿之志欲以哲学为终身之成名，以工学为平日之生计”。在京师大学堂，他发愤攻读，涉猎广泛，整整5个寒暑，他没有回过一次家。1906年兄弟俩同入同盟会，由于父亲和伯父又是同盟会会员并为辛亥革命做出过贡献，因此当时有“一家人四口，革命人两双”的赞誉。
1909年，李仪祉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获举人衔。同年7月，受西潼铁路筹备处的派遣，李仪祉剪掉发辫，前往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科，勤奋攻读铁路和水利。一段时间后，土木工程系的教授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因为这位来自东方、衣着朴实的年轻人各科成绩总是名列一二。
德国留学期间，李仪祉在假期里，约同学到柏林附近的巨人山水电站参观。他们每天徒步六七十里山路，遍走库区，详实地考察了水库的建筑特点和水电站的各项设施。望着这座现代化的水利工程，想起家乡井枯窖干的情景和父老乡亲求神盼雨的愁容，他感到身上肩负的重任。我们中国也有长江、黄河，家乡有渭河、洛河，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丰富的水资源加以利用，为民造福呢?他废寝忘食地学习，立志将来让中国“铁路四通八达，水利工程遍布全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他“既念祖国之危，复思家门之难”，毅然离开德国回国参加革命。
1913年，他考察欧洲水利后，进入德国丹泽工程大学攻读水利专业。家乡引河治旱的紧迫感，改变水利落后状况的责任感，使他更加努力地学习。以后的2年间，他没有休过假期，没有外出旅游。上完课后，他便一头扎进实验室或图书馆里，查阅与水利有关的资料。
2次赴德留学，他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拿学位没有问题。但为了给国家省钱，他2次都没有拿学位。他说，我不远万里来到德国求学，求的是学问，而不是学位，学位对我毫无用处；而且，我是公费学生，我们用的钱是老百姓给的，能省一文是一文，无论如何不能浪费的。勤奋苦读，为他日后用所学知识救国救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5年，他从德国回来后，陕西政局不稳，财政困难，无法兴修水利。适逢清末状元、实业家、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决定在南京创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李仪祉闻讯后，十分赞赏张謇办学的远见卓识。他认为：“中国如此之大，水资源相当丰富，但因政府腐败无能，充足的水资源得不到较好的利用，反而灾害连年，有的地方洪水泛滥无常，有的地方却干旱时有发生”。对此，李仪祉说：“治理江河，兴修水利大业，首先要培养专门人才。”3月2日，李仪祉应聘担任我国第一所高等水利学府——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务长。从此他在河海执教7年，培养了200多名我国现代水利事业骨干科技专家，其中包括宋希尚、沙玉清、汪胡桢等，为近代水利教育事业做了大量拓荒性的工作。
兴办教育，师资教材是关键。李仪祉聘请茅以升担任教授，请竺可桢讲学，自己亲自教授多门课程，常常因备课而忙到深夜。那时，国内很少出版水利方面的书籍，大学里用的教材大多是欧美原版，不仅有些内容不合国情，还不便于学生学习。为了解决教科书缺乏的问题，李仪祉自己动手，编写了《水工学》、《水力学》、《水工试验》、《潮汐论》等教科书。
在李仪祉的倡导与表率作用下，河海陆续编写了一些教材，不仅满足了教学的需要，还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目前水利科学上的许多专有名词，就是李仪祉在这段时间内首创的。他在讲授水利知识时，不仅注重介绍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而且重视总结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丰富的治水经验，将其讲授给学生。他认为，历代治河名家的言论颇有道理，可取之处甚多，如能把古人的经验提炼出来，再结合新学到的水利科学知识，就能宏观地把握我国具体的水利实践。办学初期，他还把各地水利工程做成模型，进行直观教学。为了弥补没有实验室这个缺憾，他带领学生去南京火车站，进工厂，在现场教学，使学生们一目了然。
1917年，华北地区发生特大水灾，永定河、北运河、蓟运河、拘马河、滹沱河等河系相继洪水泛滥。洪水所到之外，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物幸存。整个灾区一片汪洋，死伤者不计其数。水退之后，瘟疫四起，景况十分悲惨，李仪祉先生十分痛心。他不顾瘟疫流行，亲自率学生奔赴河北，查勘工情、灾情，历时半年之久，先后查勘了受灾的5大河及海河，掌握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李仪祉办学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道德品行。在河海教学期间，他常常给学生们讲一些中国古代水利专家的故事，激励同学们的爱国之心。他说，古代为国主政的，有许多的工程家。大禹王就是个水利工程家，他把我们中华从水里拯救出来。李仪祉教育学生“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一切事情要讲求实际，不要争虚名”，“学工程的青年，于求学时代，便应存一济民利物的志愿，日展其所学，便时时想到如何使可供一般人民受到我的益处”。
在一次对学生的讲演中，他说道：“水利事业关系国计民生，至深至巨……”接着他又说，“愿诸君努力奋斗，抱人溺己溺之怀，一有所疑，必有所问，毋稍讳!”李仪祉先生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学生们的心，这些学生中许多人后来献身水利，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代栋梁。
1932年，为适应关中水利建设的需要，他又创办了陕西水利专修班，并亲自授课，聘请著名学者，制定了严密的教学计划。1935年，在于右任、邵力子、辛树帜的支持下，水利专修班迁往武功，改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他常往返于西安武功之间，亲自登台讲课。不久，水利组发展为水利系。70年来，西北农专已发展成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我国培养一大批水利人才。
几十年来，李仪祉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先后参加创办多所学校，先后担任教授、教务长、校长、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务。他还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交通大学执教，造就了大批科技人才和志士仁人，为我国水利工程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水利界人才济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的水利技术人员，更是水利建设的中流砥柱。这一切都是与李仪祉的努力分不开的，饮水思源，不能不说李先生有拓荒的功劳。
从事灌溉工程凡十五年,成就灌溉区域三万
李仪祉不仅是出色的水利教育家、科学家，更是一位造福四方的水利实干家。他自幼生长在渭北高原，他的终生夙愿就是效法郑国、白公，兴修关中水利。
李仪祉的家乡富塬村，沟壑纵横，丘陵起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祖辈饮水要靠土窖蓄存雨水，每遇干旱，庄稼枯死，田地干裂，农家收成无几，人畜用水告急。旱灾之惨、乡亲们求水之切，给李仪祉幼小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2年，他从德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一年，陕西又遭大旱，灾情十分严重。李仪祉冒着炎热徒步到重灾区察看了旱情。此次巡视旱情，常常触动李仪祉，这是他下决心为水利奉献毕生精力的重要转折点。
1913年，李仪祉陪同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郭希仁前往欧洲，一路考察了德、法、比、荷、英和瑞典等国家和地区，参观了诸多水利设施。看到欧洲国家先进的水利设施，想到国内屡遭旱涝灾害，深感发展中国水利之迫切。考察后，李仪祉进入德国丹泽工程大学攻读水利专业，决心引河治旱，改变水利落后面貌。回国后，因陕西政局不稳，财政困难，无法兴修水利，他前往南京，创办教育，培养水利人才。
1922年夏，李仪祉辞去河海的职务，回到了陕西，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策划引泾事宜。1922年秋至1923年冬，李仪祉数次率领工程技术人员，跋山涉水，勘查泾河河道。每到一处，李仪祉都坚持亲自测量水位，几次落入水中，毫不在意。每次勘查中，李仪祉都特别注意向当地群众了解那里的气候、物产、雨量及用水情况。1924年，他再次组织泾河探险队，深入峡谷，在数百公里无人烟的穷乡僻壤，往返测量达2个月之久经过辛勤测量与实地调查，李仪祉基本上掌握了泾河流域的地貌、水情。
引泾工程宏大，需款巨大。而当时西北贫瘠，兵荒马乱，当局不重视水利，引泾工程一度搁置。
1927年，他再次提议引泾。在他的据理力争下，当局勉强同意每月拨5万元支付引泾开支。他组织人力在各地主要工地鸣炮开工，但由于经费等诸多原因，这项工程又陷入了绝境。李仪祉焦急万分，他在给当局呈文中写道：“协所虑者政治设施举凡一切倾于革命一端而于增加国家生产，减轻人民痛苦之道，曾无一注意及之者，则不但训政时期无以见革命之真旨，抑且革命时期亦将大失国人信心也……协生于此国，长于此乡，救危定难，自愧无方，爱国悯人，亦何能后。”痛斥当局，愤然辞职，拂袖东去。
1928～1929年，陕西连遭大旱，其中受灾最严重的1929年，全省80余县受灾，灾民多达五六百万人，关中各地被旱魔洗劫一空，其景惨不忍睹。陕西的旱情时时牵动着李仪祉先生的心，看到灾后的凄凉景象，他痛心长叹，"移粟移民非救灾之道，亦非长治之策。郑白之沃，衣食之源也。"
1930年，杨虎城督陕，任省主席，选李仪祉为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听到这一消息，他十分高兴，几经周折之后，回到陕西。在杨将军的大力支持下，陕西省政府拨款40万元，李仪祉筹划多年的引泾工程终于在1930年冬破土动工了。泾惠渠以泾水为水源，其工程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在泾阳县张家山建混凝土滚水坝一座，坝高9米，长68米，基宽17米，顶宽4米。大坝可以将一部分泾水拦入引水渠；二是凿引水渠11230米。内有3座隧洞，最长的为359米。
引水渠前段1800多米为石渠，后段为土渠，末端建有定沙池、退水冲沙闸和进水闸；三是在灌区修建灌溉渠道，干渠、支渠共370公里。动工那天，杨将军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开工典礼。为了筹措工程款物，李仪祉再次亲赴京津沪宁等地，多方奔走呼号，博得了爱国人士的支持，华洋义赈会筹款40万元，美国檀香山华侨募捐15万元，朱子桥先生捐助水泥2万袋，使工程得以继续实施。
大灾后的1932年夏，关中瘟疫流行，严重威胁着施工中的引泾工程。这时工地上人力不足，建筑材料奇缺，问题一个个接踵而来。面对困难的局面，李仪祉毅然决定，动员民众，就地取材，保证工程按期进行。他亲自下乡，一面说服群众拆庙宇，交石碑，一面宣传防治传染病的方法。就这样，他又一次挽救了危局。
1932年6月21日，泾惠渠第一期工程竣工通水，可灌地50万亩。放水那天，泾河两岸人头攒动，村民们扶老携幼纷纷前来观看，还有许多人从西安、咸阳、三原、高陵等地赶来，盛况空前。1935年第二期工程完工，扩灌至65万亩。泾惠渠的建成受益，成为中国当时现代化水利工程之典范，在我国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李仪祉的学生汪胡桢回忆说：“当泾惠渠开工时，我曾前往工地，时值大灾之后，农业凋敝已极，农民大都四处逃散，真有十室九空的情况。农民出走时，把室中物品和门窗屋顶木料全部卖掉，用泥土填塞墙洞而去，可见‘家徒四壁’竟非虚语。我于1935年再去泾惠渠，当时灌区已浇地60万亩，农民连续2年获得大丰收，灌区之内情况大变，到处人民熙熙攘攘，喜气洋洋，无论男女老幼都穿上新衣服。集市百货充斥尤为热闹，最触目的为染坊晒布的木架耸入云，像旗帜那样飘扬着各种颜色的土布。农家屋房均已修饰一新，找不出旧时破烂痕迹。水利建设效益的宏大，我非亲眼目睹也不敢相信的。”
泾惠渠竣工后，李仪祉辞去建设厅厅长职务，任省水利局局长，集中精力继续实施他兴建“关中八惠”(泾、渭、洛、梅、黑、涝、沣、泔)的宏伟规划。此外，在陕南，他几经勘测视察后，亲自拟定了汉惠、褒惠、冷惠等渠道的修建计划。在陕北，织女渠、定惠渠也是经他设计而成的。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李仪祉一面抱病积极投入抗日运动，在报纸和电台发表文章和讲话，宣传抗日，组织募捐；一面组织渭惠渠、织女渠的施工，以富国强兵的实际行动，支援抗日，表现了中华儿女坚毅刚强不屈不挠的赤子之心。到1938年李仪祉逝世，泾渭洛梅4渠已初具规模，灌地180万亩，初步实现了“郑白宏愿”。
从事江河治导工程凡九年，泽被十七省
李仪祉终生以治水为志，效大禹之业，治黄导淮，整治运河、长江，足迹遍布祖国江河湖海。1928年，李仪祉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和总工程师，1933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又兼任了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顾问。他风尘仆仆，奔波于祖国各地，勤勤恳恳地查询、访问，撰写了一大批文章。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曾评价说：“像李先生这样对于我国水利问题探讨研究之深，涉及范围之广，在近代还是少见的。”
李仪祉先生对于向来以灾难著称的黄河，悉心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早在1922年，他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执教期间，就写出了《黄河之根本治法商榷》一文，首次提出了“用古人之经验，本科学之新识”的治河思想，探索了黄河致患的原因和根本治理的途径。1933年，李仪祉奉命筹设黄河水利委员会，并出任第一任委员长。8月，黄河缺口洪水泛滥，淹没了50余县，亲赴灾区的李仪祉看到被洪水淹没的屋舍、农田和衣不遮体、呻吟道旁的灾民，苦不堪言。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会，他积极组织防洪抢险，救济灾民。1934年，他长途跋涉，到黄河上游考察。同年，黄河在贯台决口，他组织抢险。1935年，黄河又在董庄决口，他奉命加修金堤，疲惫不堪。
1935年冬，孔祥熙同族孔祥榕任副委员长，主持堵口之事，乘机搜刮民财，凡大事裁决于占卜，迷信“金龙四大王”。李仪祉气愤地说：“以孔理财，以孔治水，水和财都要从那个孔里流出去”。他不能和这样的人合作共事，辞职回陕。
从事水利科研凡二十年，水工泰斗扬名海内 李仪祉几乎利用了所有的业余、工余时间，潜心钻研理论，总结实践经验，相继撰写了200余篇论文，如：《黄河治本的探讨》、《关于导治黄河之意见》、《黄河上游视察报告》、《黄河流域之水库问题》、《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永定河改道之商榷》、《中国水利前途之事业》、《海港之新发展》、《华北之水道交通》、《免除山东水利议》、《陕西水利工程之急要》、《汉江上游之概况及希望》、《整理洞庭湖之意见》、《我国水利问题》、《对于治理扬子江之意见》等等；著有大量的专著、教材，如：《水工学》、《实用水力学》等；翻译过多种国外的水利著作；编纂、出版了《水力工程设计手册》等水利书籍。
李仪祉在他的各类文章中，创造确定了一大批水利专业术语，首次给水利和水利工程下了定义，即“水利为兴利除患事业，凡利用水以生利者为兴利事业……凡防止水之为害者为除患事业”，水利工程“包括防洪、排水、灌溉、水力、水道、给水、河渠、港工8种工程在内”。他还十分重视对我国古代水利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对水利技术史的研究工作，曾整理刊印了一批水利古籍。
1913年，李仪祉倡导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水利工程学会，这就是中国水利学会的前身。众望所归，李仪祉被推举为历届学会会长，直到逝世。在担任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期间，李仪祉主持创办了会刊《水利学报》，以此广泛传播水利科技。此外，他还担任《水利杂志》、《河海月刊》、《黄河水利月刊》、《导淮委员会月刊》、《陕西水利月刊》等刊物的主持者或主要撰稿人。
李仪祉不仅研究我国古代水利经验，探讨当今的水利出路，还大量译介国外的水利科技和水利政策。像他这样对水利问题探讨研究之深、涉及范围之广，在我国近代史上实为罕见。他的许多水利观点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李仪祉还是系统地引入西方先进水利科学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水利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留学德国时，德国的水利科技特别是在水工试验方面的研究已发展得比较成熟；后来，李仪祉回国后提出“以科学从事河工之必要”。他用科学的观点精辟地剖析了中国古代治水经验，指出：测验之术未精，治导之原理不明，是以耗多而功鲜，幸成而卒败。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缺少定量的测验和计算，这正是古代治河技术的根本弱点，而这恰恰是西方新兴水利科技的基本特点。于是，李仪祉首先对黄河全流域进行了测量；然后，他委托德国专家做了黄河模型试验，使治导工作有了可靠的依据。为了不永远依赖外国，李仪祉于1916年9月，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创建了我国第一所水力试验室，于1935年在天津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水工试验所，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遗余力地推广水工试验技术.
根据工程的要求，通过在试验室建造模型，进行不同方案的试验，优选最佳方案，为水利工程的设计提供决策依据，从而开创了我国水工试验的先河。李仪祉为修水利，东奔西走，身体每况愈下，已成大疾。他在江苏了解滩水入海工程时，突然又发大病，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胆囊炎。由于病情严重，他不得已返回了陕西。病重期间，他仍牵挂着陕西的水利情况，每天必听汇报，不断拟订各种建议和方案。1938年2月，李仪祉病情严重，仍不忘水利。终因成劳成疾，于1938年3月8日病逝于西安市，终年57岁。
李仪祉毕生致力于水利事业。他不仅精通水利工程技术，而且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文史、宗教都有研究，尤长诗歌、戏剧，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剧作家。李仪祉德高望重，功垂千秋，深受人民敬仰，被誉为“李圣人”、“活龙王”。1938年他逝世后，在西安参加追悼会的达万人之多，当灵柩运到泾阳陵园时，当地群众有5000人挥泪送葬。国民政府发了特令褒扬，称他“德器深纯，精研水利，早岁倡办河海工程学校，成材甚众。近来开渠、浚河、导运等工事，尤瘁心力，绩效懋著。”《大公报》发表短评，称：“李先生不但是水利专家，而且是人格高洁的模范学者，一生勤学治事，燃烧着爱国爱民的热情，有公无私，有人无我。”于右任为陵园作挽联称：“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表达了社会各界对这位水利大师的缅怀之情。1982年和1993年，在李仪祉先生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的时候，分别在北京和陕西举行了纪念活动。在2001年9月第29届国际水力学大会期间，他被作为亚洲近代水利科技工作先驱者的首位，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赞誉。
可以告慰李先生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李仪祉先生的远大抱负一一付诸实施。正如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在纪念李仪祉诞辰120周年大会上所说：新中国成立52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三代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下，水利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我们要发扬李仪祉先生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为水利献身、为民族创业的伟大精神，继承他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工作作风和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严谨学风，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落实治水方针，进一步推进水利事业的发展，出色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水利人的神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