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松（1924— ），河北宁晋人。1949年8月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土木水利系(1952年该系并入华东水利学院)并参加工作。先后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总工室主任，辽宁省水电局副总工程师、副局长，水利部松辽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后，当选为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第六、七、八届副主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兼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辽宁省科协副主席、中国环境水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副主席、辽宁省水利学会常务理事等。
【题记】
冯友松同志是一位专家，又曾在省人大担任多年领导工作，是集科学知识与从政经验于一身的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从事科学工作态度严谨，一丝不苟；担任领导工作勤勤恳恳，不负重托。他对我省水利建设及农业生产都有较深的了解，许多见解具有独到之处，因而得到省委和省政府的重视、采纳。现在他虽已退出一线，并近八十高龄，但仍无惰意，把多年积累的资料精心整理成册，其精神令人敬佩。
——摘自原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全树仁同志为冯友松文集《环境.水利.大农业》所作的序
2002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为纪念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江苏大学、江南大学9所高校建校或办学100周年，分别向9所高校赠送特制青铜鼎一尊，寓意省委、省政府希望9所高校问鼎科学高峰，问鼎一流大学；希望9所高校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希望社会各界对高教事业鼎立相助。
5月19日，初夏的河海大学校园阳光明媚，花团锦簇，彩旗飘扬，隆重的揭鼎仪式在图书馆前“情系河海”广场举行。在为铜鼎揭幕的贵宾中，有一位身材高大、精神矍铄的老者，他，就是本文的主人翁——为辽宁省及东北地区水利事业奋斗了53年并仍在奋斗着的冯友松校友。
7月22日，冯老在他简朴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我的采访。
风华正茂的冯友松聪明好学但生不逢时，逃难、流浪六、七个省数十个地方才完成了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业……
冯友松1924年出生于河北省宁晋县的一个寨子里，虽然当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从小就用功读书。13岁那年，他考上了当时在北方相当有名气的保定育德中学，还没来得及去上学，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保定沦为战区，冯友松只好上了离家较近的赵县十五中学。可是刚上了没几天课，日本鬼子又打了过来,冯友松很狼狈地一口气跑了40里地回到家。那一年刚巧又是大水年，他跟着祖母、父亲和母亲，带着2个妹妹，连夜坐船，赶往石家庄南面的高邑火车站。到了火车站一看，坏了，火车上满满的全是逃难的人，别说他们一家6口有老有小，就是20岁小伙子，也绝难挤上去。但是，又不能不走啊，日本鬼子就在后面，随时可能打过来。左右思量之后，一家人咬咬牙，全都爬到了火车顶上，这就算是坐上车了。冯老回忆到此时，说：“这也是因为那时候火车都比较慢，不然车顶上又怎能坐人？”
1937年下半年，冯友松全家辗转郑州、开封、西安等地，最终来到甘肃省泾川平凉县，算是暂时安定下来，冯友松在那里就近上了平凉中学。
2年后，河北省已经完全沦陷了。有一个流亡的河北省政府跑到河南，并在河南洛阳伊川县白杨镇办了一所河北省中学，专门收留从河北跑出来的学生。冯友松听说此事，便带着妹妹又从甘肃跑到河南，考上插班生，上了初中三年级。那时候，河南省就一直在闹灾荒，被当地老百姓称做“水旱蝗汤”，即水灾、旱灾、蝗虫灾和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的兵灾。而冯友松到河南以后就正好碰上一个旱年一个蝗虫年，河南省几乎颗粒无收。冯友松在学校的2年时间里，每人每天只有3两小米。3两小米怎么能吃得饱？于是他们又从3两小米里面拿出一部分换地瓜，连地瓜叶都换了回来，混在一起煮了吃，根本没有菜，再用做过练习的作业本换点盐和辣椒末下饭。就这样子，一直吃到几乎百分之百的学生闹胃病，吐酸水，结果没有一点体力。所有的课外操场上的功课，诸如体育、军训之类，全都停了。每个人从寝室到教室上课的时候，都是扶着墙走，即使这样，走着走着还是会栽跟头。如此这般顶了2年，冯友松的妹妹饿坏了，坚持不住跑回去了。而冯友松一直坚持了下来。
1944年冯友松刚读高三时，日本侵略军为了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集中6万兵力发动了河南战役，从郑州打了过来。汤恩伯的40万大军望风而逃，一个劲儿往西跑。学生们只有把坛坛罐罐等家当全部扔掉，背着小部分行李和书本跟着汤恩伯的军队跑，日本鬼子在后面追，夹在2支军队之间的学生处境可想而知。汤恩伯的军队跑到哪里，把东西都抢光了，学生们跟在后面什么吃的都没有，但肚子再饿也不能停下脚步。有一天晚上已经10点多钟，学生们跑到一个镇上，到街上店铺里找东西吃，在一家粮站的楼上总算找到了一些玉米和一缸酒，把大伙儿都吃醉了。结果半夜里紧急情况来了，日本鬼子已经不远了，有一个年龄最小的同学，已经醉得走不成路了。那时候冯友松是班长，个子又高大，二话没说背着他跑了一个晚上。
这样从伊川县白杨镇一路翻过山山水水，跑到离西安几十公里的周至的一个工厂里，恢复了上课。当时冯友松有一个老乡，在那里的泾惠渠搞施工，常领着年轻的冯友松去参观施工现场。而冯友松也因此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水利事业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是一件关系到国家安定的大事，如果把它搞好了，就能造福广大的老百姓。这也是他日后报考水利的重要原因。
冯友松在西安上了一个学期课，到冬天，学校所在的工厂要开工了，他们又步行穿过六盘山，来到甘肃的秦安，在大庙里上课，继续做着流亡学校的学生，从1944年冬天一直上到1945年7月高中毕业。在这一段苦难历程里，真可谓是受冻挨饿。学生们根本买不起棉衣，学校就买了白布自己染，再买些棉花，一起都发给学生。全校不管男生女生，从初一到高三，自己做棉衣棉裤。读书的地方一半有房顶，一半没有，白天上课，晚上打地铺就在这个屋子里睡觉。冯友松是班长，同其他几个班干部每天晚上都睡在没房顶的最外边，钻进被窝以后，上面再盖一层席子。有一天早晨醒了以后冯友松发现自己起不来了，席子上面压了厚厚的一层雪。冯老说：“就这样没吃，没穿，没住，没上课地点，同学们却越发刻苦，全部心思都想学好科学知识让国家富强，不受侵略。所以虽然在动乱中是边流亡边念书，大伙儿的书还是念得不错。”到1945年各大学招生的时候，在西安有一个招生点，冯友松报了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结果考出了优异的成绩，被两所学校同时录取了。
冯友松由于没有去昆明西南联大的钱，就来到了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他到中央大学后，一年级在重庆读了一年的书由于抗战胜利，1946年跟着学校迁回南京。冯友松路过甘肃泾川的时候，还在泾川中学教了4个月的书，凑够盘缠再到南京大学。
冯友松在重庆的时候，学校里临时盖的房子，都是拿竹子竖排起来在外面糊上泥，再拿白灰一刷，教室也是这个样子。当时一幢宿舍里住三四百个学生。6张床12个学生一个屋，条件和附近的南开中学没法比。由于中学时期所学的知识也远远不及南开中学毕业的学生多，所以他们北方来的学生一、二年级的时候，凌晨1点以前没睡过觉。到12点以后，同学困得太厉害了，连人带椅子哐当一下子栽倒是经常的事情。但尽管条件如此，就在这个大屋顶底下还是出了许多著名学者。
冯友松在南京上大学三、四年级时，正值解放战争期间。那时候，爱国的学生都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救国道路，成立了诸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派别的团体。冯友松虽然也参加了这样的团体，但在当时始终寻找不到一个长期困扰着爱国学生的问题的真正答案——究竟谁能救中国？
一直到1949年4月23日清晨，冯友松和同学们醒来后，发现一点声音都没有，打开门伸头看看，院里一个人都没有，出了院子街上也没人。再从四牌楼到珠江路一看，在路两边人行道上，睡的全是解放军，一个个靠着墙，抱着枪，席地而卧，整整齐齐，一路看不到头。这就是南京解放的第一天，而正值青年的冯友松开始明白：共产党是好样的，解放军是好人，国民党宣传的共产党形象，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
决心跟党走的他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在水利事业这个广阔的领域里充分发挥着才能与智慧……
1930年，日本占领东北后，实行傀儡政府统治。从此在东北的中国人不准吃大米白面，不准上大学，所以东北地区各行业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都是日本人。东北解放后，日本人陆续撤离，东北重工业基地就变成了没有技术人员的作坊。而解放军打仗所用的枪炮、子弹、车辆等，又都得依赖于东北的生产。于是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派人到南京、上海找到了2地的军管会主任宋任穷和陈毅说：“东北负有以工业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的任务，可是没有技术人员。我们紧急要求支援技术人员。”因此，党中央决定在江南宁沪一带毕业的，还滞留在学校的47、48和49届理工农医类毕业生都上东北地区支援建设，文科类毕业生跟随刘邓大军去解放西南地区，接收城市。冯老诙谐地说：“所以解放初期北上干部专家多，南下干部当官多。”
提起这段经历时，冯老回忆道：“我与同学们坐上北上的煤车，到沈阳下车后我们一个个黑得跟黑炭似的。他们问我：‘你是学什么的？’我说我是学土木的。他们说：‘土木啊，我们这里最缺搞水的。’我说正好，我的副业是学水利的。于是我就搞起水利了。这件事对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学生来说，既是机遇，又感到很多压力。机遇是东北是个老工业基地，有许多大工厂和科研单位，上万人的工厂有好几十个，而我们刚毕业，就顶上大梁了。压力则是来了以后，把日本人的位置都顶下来了，我们是刚毕业的学生，顶了人家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的位子，你得担得起这个担子，所以压力比在学校还大。不过压力是压力，好处是锻炼人，逼着你学习。”
冯友松被分配到东北水利总局管防洪，与其他四五个人，把东北4省区（含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防洪的重担顶了下来。他们先后于1949年冬天搞了海水工程，1950年搞防洪工程，1951年搞治沙工程。50年代，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水利人士都在研究开发流域规划，最著名的有黄河规划、长江规划、海河规划、辽河规划等。而冯友松正是参加并领导编制了“辽河流域规划”，并使之奠定了辽河流域工程开发利用的基础。他们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对辽河流域实施清浊分流（清水河与浊水河互不交叉）、洪涝分家（高水位河流排洪，低水位河流排涝）、上游建库蓄水、引洪于灌、改良流动沙丘的生态建设，为整个流域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60年代，辽宁省委做出了开发“南大荒（盘锦地区）”的计划。冯友松接下这个任务后，先学习黄河灌区的基本理论和经验，收集其他工程情况，理出规划设计大纲，再率领由省水利设计院100多人组成的盘锦水利规划队，在盘锦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转了2年半，大小试验做了几十个，仅调查报告正本，就写下了30多万字，并提出可行的具体方案。最终使300万亩滨海盐碱湿地变成了水稻良田，不毛之地变成了鱼米之乡。冯友松所采取的调控土壤水分、排（灌）水土壤改良的措施，为滨海强盐碱地区开发利用做出了成功的范例。
70年代，冯友松又参与了辽宁省治涝工程。当时辽宁4000万亩田地中有1500万亩内涝。冯友松着手研究当时的实际情况，采用洪涝分家、灌排分家、自流与立体排水分家、分清区段系统排水的方法，做了一个辽宁省治涝规划。当时负责施工的是沈阳军区参谋长，冯友松是项目总负责人。冯老说：“施工时像打仗似的画着大图，1300个排水站，12万条排水沟，都要在图上落实，清清楚楚地勾画出来。”其中冯友松先后参与领导了大凌河、绕阳河规划，大伙房、清河水库下游、浑河灌区设计与施工开发，使之发展成现在百万亩的标准水稻灌区；以及白石水库设计、闸坝设计等几十项大型水利规划设计和部分施工工作。经过如此众多的工程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辽宁省1500万亩内涝地中有900万亩达到10年一遇洪涝排水标准，600万亩达到5年一遇排水标准。建成排水站1300座30万千瓦，〖JP3〗形成沟渠12万条。辽宁省种植水稻面积，也由解放初期的几十万亩，发展到1000多万亩。为促进辽宁这个工业大省的粮食副食自给有余及大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80年代，冯友松根据辽宁省淡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状况，经过缜密的研究分析，提出了“向天要水”的新思路，即在合理开发地表水、地下水的同时，积极开发云水资源。他摆出了一组数字：辽宁省平均每人每年拥有淡水资源970立方米，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3，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12，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仅高于河北、山东，列倒数第3位。建设引水工程从外流域调水，每方水约需1至3元钱；采用海水淡化技术，每方水约需2至5元钱。而每年经过辽宁上空的积状云、层状云，含雨量达到5000亿立方米，而真正遇到合适气候条件降落下来的只有1000亿立方米，80%的云水资源就这么随风飘过去了。如果我们给它创造合适的条件，如采用人工降雨办法，成本约400万元，可多降雨10亿立方米，摊到每方水只有4厘钱，实在是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资源开发办法。这个建议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符合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方针的。
从1949年到1983年，冯友松在东北人民政府水利总局、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沈阳分院、辽宁省水利设计院、辽宁省水电局历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副局长，并曾兼任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
采访中，冯老不无遗憾地说了这样一件事情：“我过去做了几十个工程，100多本工程资料，包括施工情况、经验、问题等等的笔记本，全都被我搞丢了。”
原来“文革”时期有一天，单位的军代表找到冯友松，对他说：“老冯啊，今天我们两个谈一下，谈谈政治问题。”冯友松说：“好的。”军代表就说：“中国革命，地主阶级用土地剥削农民，所以我们要没收地主的土地，你说对不对？”冯友松说：“对啊。”军代表又说：“资本家用资本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所以我们要没收资本家的资本，这对不对？”冯友松说：“没错。”军代表最后说：“你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知识向无产阶级闹对立，所以要没收你们的知识。”冯友松急了：“这可不能这样说！”
但是冯友松家中书柜里上百本宝贵的心血最终还是被卡车拖到造纸厂，被无情地打成了纸浆，他本人也被送进“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这些东西，我原本都是准备等将来闲下来了以后，整理整理，变成资料留给后来人参考的。”冯老惋惜地说。
从知识分子走上省级领导岗位，为什么仍能干得有声有色？因为他想“做事”，有强烈的责任心……
1983年，冯友松当选为第六届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又连任了七、八2届。在人大，冯友松主要负责农业及农村工作，分管农、林、水、土、气象等14个厅局。工作岗位变了，工作作风却没变。他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每年在农村调研的时间不少于4个月。谈到工作经验与方法时，冯老说道：“我在任的15年里，每年深入两、三个厅局，听汇报，让厅局或总工给我讲讲他们工作中的成效和问题，讲还有那些空白点。讲完后，就一块儿下去，到实地去看，听群众的意见，再跟负责人研究加强改进的办法和措施。意见统一后，我帮他们找上级，既推广经验，解决问题，也填补空白。在这15年里，十几个厅局我这样轮了2到3遍。”
说到这里，冯老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已经发黄的小本子，翻开看后发现里面有从1983年一直到1998年的日历，冯老在每一个日期上都做有标记。“15年里，我哪一天在做什么，一翻本儿就知道了，这横的是出差，圈是正常工作，打勾是开会……”
接着冯老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厚厚的大本子。“每一次开会什么内容，我也记录得清清楚楚。这红颜色记录的是我自己在会上发表的意见，这蓝颜色是别人汇报的意见。像这样的本子我有四、五十本。还有这些，”冯老手指着立在办公室墙边的3个装得满满的大书橱，“各个行业各有其专业和业务，不懂就要先学习。这里面都是我分管的十几个厅局的专业书籍和业务资料，以及我调研过后形成的观点、意见、建议和报告。”
“我不是做官的，是做事的。”这是冯友松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1985年7、8月间，地处辽河下游的盘锦市遭受台风、暴雨袭击，堤坝决口，洪水威胁着我国第四大油田——辽河油田，威胁着国家重点化工企业——辽河化肥厂，威胁着盘锦市区10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严重的汛情，使冯友松心急如焚。8月22日，当听说省长全树仁决定去盘锦现场指挥抗洪抢险时，已年逾61岁的冯友松主动请缨：“我也去，给你们当个参谋。那地方我熟。”
8月23日，冯友松刚到盘锦，不顾长途跋涉的辛劳，就忙于听汇报，察看水情，研究和制订抗洪抢险措施，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当时，形势异常危急，由于辽河上游洪水下泄，河水猛涨，加之狂风暴雨袭击，辽河两岸大堤多处发生渗水、滑坡，险象环生。双台河防潮堤和小抑河小丁家堤相继决口，2亿多立方米的洪水猛扑盘锦市地区，大片村庄和土地被洪水吞没，堤外的水面比城里的地面高出2米以上，盘锦市区处在洪水包围之中。冯友松曾领导编制“盘锦地区综合水利规划”，对盘锦地区的水利情况十分熟悉，再凭借其在五、六十年代曾多次参加抗洪抢险的经验，和省、市防汛工作组一起，迅速提出4条防洪措施：一、堵联合闸，防止辽河下游的洪水进入决口地区；二、台安县减少排水，减轻决口地区负担；三、增加下游排水能力，打开龙家铺和杜家闸及下游所有排水站，加速决口洪水宣泄； 四、加强盘锦市区、辽河化肥厂和辽河曙光油田的第二道防护堤。这些措施很快付诸实施，6万多军民在盘锦市区和曙光油田周围筑起和加固了一道长110公里的新防线，挡住了洪水的侵袭。
形势仍然险恶。洪峰接连不断地自辽河中上游向盘锦猛扑过来。刚刚战胜第三次洪峰的军民，又面临第四次洪峰的严峻考验。党中央、国务院对盘锦抗洪工作极为关注，要求辽宁省领导同志“一定要保住盘锦，保住油田，保住辽化”。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给冯友松增添了力量和信心，也使他感到责任重大。在决战的关键时刻，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每天都要同省政府领导同志一起到险要地段检查，一天要走上几十里路。冯友松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组织技术干部分析水情，共同研究出战胜第四次洪峰的重要建议——继续采取分洪措施；炸毁河道中的民堤，疏通河流弯道，以利洪水下泄；增加大堤迎水面的防护措施。这些意见，对夺取抗洪的最后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9月6日上午，一直与冯友松同在第一线指挥抗洪抢险的全树仁省长宣布，经过6万多军民的英勇战斗，辽河第四次洪峰已顺利通过盘锦，盘锦“保卫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辽宁军民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国务院交给的任务。为保卫盘锦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冯友松，此刻并没有把身上的重担卸下，一个在灾后治理辽河干流的方案，又在他脑海中酿成，〖JP3〗回来后就提出了“辽河不治，辽宁不宁”的观点，在《辽宁日报》上刊登发表，在辽宁省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冯友松在任期间，还特别关心农村专业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全省的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发展到7000余个，会员达15万人，并使每个会员掌握一至几项专业生产技术；他兼管农村业余大学，毕业生发展到数万人，对提高农民素质、帮助农民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任辽宁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在工作岗位上培养了大批高级水利技术人才。
1998年，冯老离休后，也并没放下他所热爱并为之奉献一生的水利事业，凭借其丰富的水利知识、多年的水利经验，被聘为辽宁省抗旱防汛总指挥部顾问，并同时兼任中国全国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副主任、中国水利协会环境水利研究会副主任、辽宁省科协副主席、省生态学会名誉主席、省水资源研究会名誉会长、省水利学会常务理事……2001年，冯友松又将自己在人大工作近20年分管水利、农业等方面工作以来，历年发表的观点、文章、论著整理出版了一部800余页、64万字的文集——《环境?水利?大农业》。冯友松本是水利专家，但这部文集却包括了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农业问题、国土问题、气象问题、水产问题、畜牧问题、林业问题、农村政策问题、农业立法问题以及农业科技普及问题等等。“我在人大工作期间，等于又上了好几个大学，学了好几个专业，这本书就像是我的毕业论文一样。”冯老自豪地说。
他性格开朗，为人谦和，平易近人，德高望重，但谈笑风生中也常含有深深的愧疚之情和自责之意……
采访临近结束时，我请冯老谈谈他的家庭情况及健身之法。冯老似乎不愿多谈家庭，而对健身之法津津乐道。他总结了健康和长寿的2个最基本要素：一是豁达、乐观；二是活动、勤奋。
青少年时代的冯友松，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国家的、民族的、身体的、精神的，但他苦中求学，学中求乐，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而且养成了坚毅、开朗的性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在国家投资巨大而又难见短期效益的水利行业工作压力之大不难想象，刚参加工作就派上大用场的青年冯友松挺了过来；10年动乱，人妖颠倒，知识分子位列地、富、反、坏、右……之后排名“臭老九”成为专政对象，刚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就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中年冯友松挺了过来；洪魔肆虐，人命关天，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责任重于泰山，刚走上省级领导岗位就遭遇特大洪涝灾害的的老年冯友松挺了过来。他虽身为辽宁省教授级高工评审委员会委员，自己却因为当了领导干部而未能评上教授级高工，对此他看得很淡；他通过了层层考核，拟被提拔为辽宁省副省长，正好中央制定了干部“四化”标准，被年龄杠杠卡住了，他毫无怨言；他相信党，热爱党，迫切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组织上认为他作为无党派人士留在党外代表了一个很大的群体，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学生时代的冯友松，聪明机灵，不仅学习好，还打得一手好篮球。参加工作后，他的球技及1.83米的身高被辽宁省篮球队相中，成为省篮球队的队员（当时的省队还是业余性质），并多次夺得全国篮球联赛的亚军。运动员的经历和长期水利工地的磨练，使冯友松具有强健的体魄，而强健的体魄又成为他勤奋工作的保证。进入老年的他，工作甚至走路的精气神儿丝毫不逊于中年、青年人，至今保持着上台阶一步跨两级的习惯。现在他虽然不再参加什么运动了，但仍坚持半天上班，半天劳动，这半天劳动就是伺弄他的3分“自留地”，这也几乎是他老年后的全部业余爱好。说起在这3分地上种了哪些作物，冯老如数家珍：“我种了1棵苹果梨、1棵大扁杏、2棵李子、2棵枣树、3棵桃树、8棵葡萄，而且都能结果。还种了菜，有茄子、辣椒、大西红柿、〖JP3〗日本西红柿、韭菜、黄花菜、江豆、豆角、小白菜、水萝卜、小萝卜，还有1棵香椿、1棵桑树、200棵玉米和几十盆花。”
采访结束已近中午，冯老——78岁的省级领导人执意要与我这个20岁的在校学生共进午餐，我深为感动，也真正感受到了冯老秘书、司机及人大机关工作人员一再说起冯老“平易近人、德高望重”的深切内涵。由于我的舅公王章钜、舅婆杨学淑曾在东北水利系统分别从事水利规划和医务工作多年，因此饭间我便提起他们的名字，问冯老是否认识。
“岂止是认识！”一向沉稳的冯老也惊喜地大声说道：“我们都是互唤小名的好朋友！王章钜与我在一个办公室共事几年，那时我们每完成一项工程，他们夫妻俩就请我们几个单身汉到家里小聚一番，以示庆贺。”于是冯老兴致勃勃地讲述了他们之间的友情和趣事，不经意中也流露出自己的一件家事：
1957年，已33岁的冯友松就要当爸爸了，他从紧张的工作中抽空回家，将妻子匆匆送进医院，交给妇产科医生杨学淑，转身又返回水利工地。几天后，冯友松接到杨学淑从医院打来的电话：
“冯大个，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知道，我有个人在你那儿。”
“不是1个，是2个！你快把她们娘俩接回家，医院不能养她们一辈子！”
“一转眼，大小子已经45岁了！”冯老感叹道。而这件事成为冯老老伴几十年来“攻击”冯老的“把柄”。
我发现，冯老讲述往事时的朗朗笑声却也难掩其愧疚之情。我突然觉得，在采访中冯老不愿多谈家庭，肯定是他感到欠家庭、欠亲人太多太多。同时我更觉得，正是有了冯老以及千千万万像冯老一样具有奉献精神的水利人，辽宁、东北，以至全国的水利建设事业才得以迅猛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冯老无愧于著名水利专家、优秀领导干部和杰出校友的称号。
【尾记】
写完这篇稿子，我不禁又随手翻开冯老送我的《环境.水利.大农业》文集，内页上冯老亲笔写有“钱超同学留念 冯友松敬赠 二00二年七月于沈阳”，字迹工整并钤印。这不正是冯老严谨作风的缩影、谦虚品质的真实写照吗？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