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民（1902—1933），浙江桐乡人，学名德济，笔名李清扬、成则人等。1916年至1919年期间就读于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曾留学日本并入苏联中山大学和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大革命前，曾是“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
共产党南京地区的早期主要负责人。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书记。同时，他还积极参与进步文化活动，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
沈泽民不仅是位叛逆的革命青年，而且还是位出色的文学青年。他辉煌而短暂的人生之路，留给我们的将是永恒的思忆。不经然间，我想起了古人吟颂他家乡“乌将军庙”的两句诗：“风雨孤忠壮，须眉万古尊”，这或者也可以是对沈泽民的写照。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钟灵毓秀的江浙之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育人传统，文人俊士辈出。而在浙北平原的两省（江苏、浙江）、三府（湖州、嘉兴、苏州）交界处，有一座古朴而又清雅的千年小镇——乌镇。它所独有的水乡风韵和文化气息衍生了源远流长的历史和璀璨瑰丽的文化财富。梁昭明太子及其老师沈约、一代名相裴休、藏书家鲍延博、光绪帝老师夏同善、近代文学巨匠茅盾（沈泽民胞兄）等曾游学或出生寓居于此。乌镇不大，却是水陆交通要地，镇内河道如织，石桥纵横，高墙深巷，水阁飞檐，处处呈现着古典的水乡景致。据说乌镇名称源于春秋时吴驻兵于此，谐音为“乌戍”，该镇因此而得名为乌镇。
无产阶级革命家沈泽民即出生于此，那是1902年夏天，“庚子赔款”的第二年，也是“戊戌政变”后的第四年，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新旧交替的纷乱时期，稍有爱国心的人都会寝食不安。沈泽民的父亲是位矢志于救国救民的维新人士，他认为要振兴中华，就务必求成于实业，于是便买来各种介绍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书籍，奋力攻读，并且想去日本学习他们的先进技艺。但事与愿违，他在参加乡试时染上疟疾，一年后又得了骨癌，全身僵硬不能活动，空有一腔报国之心，却只能整天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发呆。妻子看见了难过，便找来《瀛环志略》、《史鉴节要》等书读给他听，这样过了一年，他的病不见好转，却在一天天加重，时局也在一天天恶化，自知已无力回天的他只能把理想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告诫沈雁冰（茅盾）和沈泽民：中国大势，要么有第二次变法维新，要么被列强瓜分，而两种结局都必然要振兴实业，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愿在国内做亡国奴，有了理工这一本领，国外到处可以谋生。同时还嘱咐兄弟俩不要误解自由平等的意义。
父亲死后，沈泽民母亲陈爱珠和哥哥沈雁冰担当起培养他的重任。沈泽民母亲出生于名医世家，是位知书达理，贤惠而又富有远见的女性，她通晓文史科技，并具有民主思想。在沈泽民幼年时，母亲就让他铭记谭嗣同的革命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5岁时，母亲和哥哥就教泽民读《字课图识》、《中国历史》、《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书籍。正是秉承父志并在如此好的家教下，沈泽民在本镇的植材小学（中西合办，开设算学、物理、化学、英文等课程）读书时，便胸怀大志，勤奋刻苦，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的聪慧也初步显露。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沈泽民考入其兄茅盾曾就读过的省立第三中学（在湖州）。中学期间，他致力于理工类学习，成绩依旧名列前茅。据茅盾回忆：“在中学阶段，沈泽民的数学、物理、化学，在全校算是最好的。”（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到1916年夏，沈泽民依照父亲要他求实业的遗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他是省立第三中学众多报考者中唯一被录取的一个。来南京上大学前夕，母亲特地把她在上海买的《西洋通史》、《西史纪要》、《东洋史要》和《清史讲义》送给他，并对他说：“你将来要作工程师的，但也不能不懂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沈泽民能理解母亲的一片苦心，就这样，肩负着未酬的父志和殷切的母愿，1916年夏，沈泽民登上西来南京的航船，开始了他人生新的奋斗阶段。
山雨欲来风满楼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水滴石穿，也非一日之功。重大社会历史变革的完成，都必有一番腥风血雨。
1920年前后，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也是新旧交替最激烈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已达到白热化。“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肆意欺凌弱小国家，北洋军阀出卖山东主权，神圣的中华大地上，各种爱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进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文化领域里也正在进行着各种论战，汹涌的潮水一次次地冲击着飘摇中的旧社会。青年学生把历史责任扛在肩头，以先锋者的姿态走在运动的最前列。
此时的南京，与上海、北京等城市一样，是各种矛盾的集中地。而由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创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本着要让“横流浩劫永断绝”（河海校歌）的爱国救民宗旨，承当起历史赋予的责任。那时“河海”的学生大多是来自4省（指学校创办初期出资共建的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的公费生，出身贫寒，生活朴实，勤奋好学，与劳苦大众有着天然的亲切感情。而“河海”的教师多为青年知识分子，怀有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和爱国热忱。尽管工科学校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埋头读书的气氛相当浓厚，但师生们仍很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紧要关头多能明辨是非，挺身而出。沈泽民于1916年夏来到“河海”后，这里浓烈的学习气氛和深切的爱国情感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加倍地学习专业知识和英语外，他也潜心研读《新青年》、《觉悟》和中外文马克思著作等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并且还广泛关注国内外局势。同时，他对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开始在各种报刊中发表作品。这为他后来成为“五四”运动中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倡导科学民主新思想新文化的反帝反封建先锋战士作好了铺垫。
1919年5月4日，北京数千名愤怒的学生为反对“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的强权做法和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山东主权而在天安门前集会，并进行示威游行，火烧了“曹府”，痛打了张宗祥（北洋政府驻日公使）。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这无疑是火上浇油，于是北京的学生通电全国，要求各地进行声援。“河海”学生在收到北京学生的通电后，群
情激愤，沈泽民和张闻天、刘英士等几位学生连夜成立了声援北京学生活动小组，率先向北京、上海各界通电声援，并积极开展宣传组织工作。没几天，“河海”的师生组织起来，在沈泽民等人带领下，于5月9日上午8时走上街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政府”。接着，为表示抗议，“河海”在南京率先罢课，罢课期间，沈泽民和刘英士赴北京“请愿”。这些活动有力地支持了北京及全国其他各地的爱国运动，为“五四”运动的胜利添上了重重的一笔。 “五四”运动后，沈泽民参与编辑南京地区宣传革命派思想的报刊《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随后，他与同学张闻天作为南京地区首批成员参加中国当时最大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并参与编辑进步月刊《少年世界》。
经过这一时期的社会实践，沈泽民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混战，是国家破败、人民贫困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他越来越感觉到父亲的遗嘱不合时宜，实业救国之路在中国行不通。1920年春，他给哥哥茅盾写了一封信，信中倾诉了自己的苦闷和彷徨，说自己“思想变动很大”，感觉桥梁建筑、公路工程等功课“枯燥乏味，听不进去了，想中途辍学”。5月，他便退学回到上海，决定东渡日本半工半读，寻求革命真理。母亲得知这一消息，没有责备阻拦，而是把为儿子结婚准备的1000元钱拿出来资助他出国。这一切只是因为她相信儿子，相信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7月，沈泽民和张闻天结伴而行，登上了东渡日本的航船。临行前，在上海黄埔江畔，闻讯特地赶来送行的哥哥茅盾对他倍加嘱咐，希望弟弟此去能为中国革命寻得一条正确的道路。笛声响起时，沈泽民终于忍不住，与哥哥和同去的闻天抱在了一起。
来到日本，沈泽民又结识了田汉、郁达夫等热血青年。日本，是个美丽的国家，终年积雪的富士山，像一位戴着白帽的少女，朝霞一样灿烂的樱花遍地开放，还有美丽的琵琶湖，壮丽的加马河……风景如画，令人心醉如痴，但他没有沉迷其中，“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郁达夫《沉沦》）的呼喊时时在心头响起。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在滋生蔓延，军国主义分子天天在疯狂叫嚣，并对中国进行大肆侮辱。这使得中国留学生义愤填膺，沈泽民和张闻天等人多次商议，筹划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但他们的行动很快就被日本警察发现并受到监视，使他们无法汇合更多的中国留学生。不过沈泽民还是经常和张闻天、田汉、郁达夫等人聚会，评议国内动态，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讨论《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等共产国际文件，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情况。在此期间，沈泽民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仿效苏俄，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而此时的国内，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和以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反社会主义者展开激烈辩论，焦点是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蓄志待发的沈泽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在1921年1月，便和张闻天一起告别日本，回到养育他的亲爱而又充满苦难的祖国，重返他十分熟悉的上海。抵达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到4月，经哥哥的介绍，他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之后，一直到1925年，他主要从事教学和党团的组建活动。
沈泽民不仅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活动，而且还进行无产阶级的文化创作宣传活动。他致力于新文学和科学知识的介绍，倡导白话文。早期创作介绍了《呆子》、《阿文和他的姊姊》、《发动机》等白话文小说和科学小品，作品充分表达了他的爱憎情感。“五四”时期，他着力描写揭示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如在他的《五月》诗中这样写到：“五月的麦子在垄里黄了/新插的秧针在田里荡漾/天气好/下田忙/雨水不调匀/望着天空惆怅/收割固然是快乐/还租粮却是苦恼/布谷你莫叫/我那抱病在床的娘子要忧烦死了。”以轻快、朴实的笔锋反映了农民的艰难。1921年，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并参编《小说月报》。1923年，为推动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他与早期杰出的共产党员恽代英、萧楚女等发起革命文学运动，撰写了《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等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1928年，他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研究生，当他读到哥哥以1927年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幻灭》时，内心激动不已，便以“罗美”的笔名给哥哥写了封信，向哥哥倾诉自己的体会，表达自己关注祖国革命和文学的心情，并且，以敏锐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过你名自己的小说曰《幻灭》，篇首更附以《离骚》中‘吾将上下而求索’句，则表示你彼时心境实亦有几分同于你书中的内容；而客观的描写，同时隐隐成了你心绪的告白。……在当时身当其境者，如燕雀处堂，火将及身而冥然不觉的人已不知有多少；看见高潮中所流露的败相，终于目击大厦之倾，而无术以救之者，于是发而为愤慨的呼声，这就是我所了解于《幻灭》的呼声。”这段话对其哥的《幻灭》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评价。
由此可以看出，沈泽民不仅是革命的先驱者，而且还是文坛上的一名骁将。
那一只怀表
在中国革命历史陈列馆里，有一只至今仍泛着亮光的钢表，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具有着特殊的意义。
1930年4月，周恩来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邀请，来到莫斯科。而此时的沈泽民经过近5年（中山大学3年，红色教授学院2年）的留学学习，已具备了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有了正确的认识，对革命的前途也充满信心。这时，国内的革命斗争又急需理论指导。于是，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沈泽民改名李清扬，只身取道法国，转乘法国邮船回来。怀着归来投身实际革命斗争的热切心情，在邮船航行的日子里，他梦见了红军，激动地高呼起口号来了。幸好同室旅伴都在酣睡，才没有暴露身份以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回到国内后，沈泽民就投身革命斗争，在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与反对李立三路线》、《三中全会的错误与国际路线》等文章。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宣传部长职务。国民党把他与周恩来、瞿秋白、张闻天等人列为通缉对象。为此，3个月后，他与妻子张琴秋（也是桐乡人，是我军中唯一的女师长）接受组织安排，秘密离沪，经浦口、蚌埠转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
离沪前，他和妻子琴秋去向母亲和哥哥辞行。他们对此次能到“自己的”地区工作感到十分高兴。后来，茅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知道苏区战斗频繁，环境是艰苦的，但他们两个都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尤其对能到‘自己的’地区去工作，流露出了由衷的欣喜。”兄弟俩就国内革命形势畅谈了一个上午，后来，沈泽民将这次谈话内容进行整理，写成了《第三时期的经济》和《金贵银贱与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几个问题》，发表在《布尔什维克》上，这些文章揭示了蒋介石卖国反共政策的阶级基础。在他们起程赴皖时，瞿秋白和扬之华前来话别，瞿秋白把苏联人民送给他的怀表转送给沈泽民，并深情地对他说：“祝愿红军不断壮大，不断取得胜利！”沈泽民捧着这块特殊的怀表，答应与秋白“革命胜利后，在上海相会”。
4月中旬，他们到达安徽六安县金家寨。金家寨是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驻地，沈泽民一到，便找特委、县委和区干部及红十二师指战员谈话，开座谈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之后不久，他便任改设后的鄂豫皖苏区分局常委，兼任鄂豫皖省委书记。随后，妻子琴秋调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临别前夕，望着丈夫衰弱不堪的病体，张琴秋流着泪说：“泽民，我要走了，不能照顾你了，以后你要保重身体。你的肺病太严重了（1928年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染上），大哥（茅盾）不是叫你暂去上海治疗吗？”沈泽民见妻子要自己放下手中工作去治病，便有些生气，他回答道：“叫我离开这里去上海治病，绝不可能。我已经和苏区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不能为个人的健康而离开他们，抛弃他们。”望着欲言还止的妻子，他又说：“琴秋，我们在上海结婚时不是相约，要把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都献给党吗？我们的幸福是和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妻子了解他，知道说服不了他，无奈之下，她只有紧握着丈夫的手说；“泽民，坚强些，我们还会见面的。”谁知，这一去竟是生死之别！
1932年6月，蒋介石纠集63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4次军事“围剿”，茅头直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张国焘惊慌失措，擅自决定放弃该根据地，把之拱手让给蒋介石。眼看蒋介石的军队一步步逼近，根据地危在旦夕，这时，沈泽民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张的逃跑主张。但在张国焘的一意孤行下，红军主力还是撤离了根据地，沈泽民和徐海东等则带领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坚持苏区斗争。而此时，沈泽民的肺病发作，时常吐血，战友们看见后，于心不忍，纷纷劝他退到外线去。但他坚决不走，回答道：“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我的岗位是和军民一起保卫鄂豫皖苏区，坚持武装斗争。”而蒋介石20万大军正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清乡”，采取“民尽匪尽”、“山过火”、“人过刀”等法西斯手段。在敌人疯狂的进攻面前，沈泽民领导根据地军民重建红二十五军，他们吃葛藤、树皮、草根，住茅屋草棚，历经艰难，终于保住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但在艰苦的转战过程中，沈泽民身染疟疾，在当时缺医少药的环境里，他没能得到及时治疗。身受巨大的病痛折磨，他仍然坚持在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1933年11月，为了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让战友得到治病的机会，他在大口大口吐血的情况下，用药水把工作报告写在一条白短裤上，让成仿吾穿上，然后含着泪，依依不舍地把患有同样疾病的成仿吾扶上战马，目送着他远去，才步履蹒跚地回到住地。而就在他送走成仿吾后的11月20日，沈泽民因吐血不止而与世长辞。他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最后的一滴血。
逝世前不久，沈泽民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几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后，红军处于更加艰难的境地，而此时，他的病情也已恶化到了晚期。对于几次失利，红军召开了鄂豫皖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会议上沈泽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的领导工作，为自己的指导失误而悔恨不已。会后，他自知时日不多，找来战友徐海东，当徐来到他面前时，见他苍白已久的脸上泛起了红光，但眼里却噙着泪花，两人无言地沉默了一会儿后，他从怀里慢慢地掏出一只怀表，深情地说：“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目睹俄国十月革命后经济困难，便把自己的一块金表捐献给了苏联人民。苏联的同志为了瞿秋白工作的方便，回赠了这块钢表。1931年我离沪来皖时，瞿秋白把这块表送我做纪念。”说着，一阵咳嗽上来，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海东同志，现在我把它转送给你，祝红军胜利！革命成功！”徐海东热泪盈眶，无限感慨，颤抖着手，从战友手里接过还带有体温的钢表，深沉而又坚毅地说：“红军会胜利的！一定会胜利！”后来，徐海东带着这块怀表南征北战，直到革命胜利。
写到这儿，笔者便又想到了沈泽民家乡乌镇的“乌将军庙”和庙前的那棵巍然矗立的大银杏树。据说，那树是1000多年前唐朝精忠报国的名将乌将军的化身。后人感其真诚而吟之为“风雨孤忠壮，须眉万古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