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兵（1945— ），江苏省东海人。高级工程师。1968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先后参加了海河治理工程、长江葛洲坝枢纽工程、湖北清江隔河岩水电站、长江三峡工程等十多个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历任３３０工程局开挖分局四队党支部书记、葛洲坝工程局开挖分局党委副书记、长江葛洲坝工程局党委书记、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常委、中国安能建设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武警水电指挥部代主任、中国安能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代党委书记。现任武警水电部队主任、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
从周大兵的履历中，我们发现，从参加工作至今，他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贡献给了我国水利水电事业。1968年从华东水利学院毕业后，即投身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先后参加了海河治理工程、长江葛洲坝枢纽工程、湖北清江隔河岩水电站、云南漫湾水电站、广西岩滩水电站、天生桥水电站、西藏羊湖电站和长江三峡工程等十几座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不同的人对人生道路有不同的选择，周大兵以自己的无私奉献和艰苦奋斗精神，绘就了一份充实、壮丽的水电人生。
奋战葛洲坝二十六载无怨无悔
“搞水电虽然很辛苦，但若能把它作为一项事业，你就能体验到苦中有乐，乐在其中。去的时候是荒山秃岭，而几年乃至几十年后，一座座大坝、电站拔地而起，那种感觉是很自豪的！”
这是采访中周大兵随口的一句话，而正是这么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语，却透露出一名水电人对水电事业的由衷热爱。周大兵这一去一回中，却是26个春秋，去时雄姿英发，而回时却已是双鬓斑白了。人生能有几个26载？周大兵却无怨无悔。
从1970年周大兵来到宜昌葛洲坝工地成为一名普通工人，到1996年调任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总经理，他在葛洲坝整整度过了26年。这26年里，他打过风钻，挑过石头，挖过基坑，也担任过各级领导职务，他目睹了葛洲坝从一片荒芜的荒山野岭变成了雄伟的长江第一坝。
提起葛洲坝水利枢纽，那还得说到周恩来总理，葛洲坝工程的修建，是在他的争取和支持下开始的。心系万民的周总理在病重时曾说：“二十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虽然周总理在生前未能看到葛洲坝工程的建成，但正是他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解决了工程领导体制和修改设计的问题，为长江第一坝的建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未酬的壮志终由后人去实现，周大兵正是投身于这项伟大事业中的一位。
葛洲坝工程一开工，周大兵就来到工地，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打风钻，挑石头，挖基坑，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这种活不要说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就是一般的工人也难以承受，但“总想干点事”的他硬是挺住了，并得到上级的嘉奖。由于表现突出，1973年，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任330工程局（该局是为纪念1958年3月30日毛泽东视察三峡而命名的）开挖分局四队的党支部书记，之后又升任葛洲坝工程局开挖分局党委副书记（1982年，330工程局改名为葛洲坝工程局）。
在开挖队，用他的话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时期”，因为开挖是所有建筑工序的第一道，它直接决定整个工程的进度，好几万人都看着他们。周大兵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带领一班人风餐露宿，日夜施工，困了就在工地上睡，饿了就在简易搭棚里吃，天当帷幕地作床，工地就是他们的家。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施工项目有三大重点，即土石方开挖、填筑和基础处理。开挖是主导，因为填筑工程的填料大都采自建筑物开挖中的弃料，基础处理受开挖进度的制约，开挖队是整个工程的先锋。葛洲坝工程的地质条件给开挖队增加了施工难度，那里的建筑物基础软化，遇水崩解、泥化，覆盖层厚，施工深受气候的制约，尤其是春秋两季，地质上难以预见的变化常常出现，不仅影响开挖进程，施工人员时刻面临生命危险。
当时施工技术落后，打风钻还是手动控制，爆破只能在小范围内实施。施工人员要研究爆破新技术，确保基岩开挖质量，既要准确按照设计轮廓线不超挖，又要使基岩不受或少受爆破震动的影响。国外有的承包商认为，完成开挖任务，等于完成了全部工程的90%。周大兵和其他领导在无成熟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认真分析研究施工中的有利和不利因素，论证比较不同的方案，广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注重合理布局，敢于摸着石头过河。周大兵运用自己在华东水利学院学到的理论知识，结合丰富的实践经验，大胆尝试，解决了葛洲坝众多的工程技术问题，他们总结出的一些技术方案为后来的三峡工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有些至今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比如大边坡船闸如何浇筑混凝土？葛洲坝工程的大江、二江和三江大坝都是应用传统的小模块浇筑法，它在小范围内比较安全好看，但像船闸这样的大面积浇筑，就要求具有较强的稳固性和整体美观性，无疑小模块浇筑是不适合的。
情急之下，周大兵想到了滑模法，不过滑模一般是双面滑，而船闸却是单面的，可不可以应用滑模，周大兵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因为以前从没有人试过。经过反复论证和实验，周大兵越来越觉得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他决定试一试单面滑模，便找到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河海校友），陆总一开始不同意，但周大兵拍着胸脯向陆总立下“军令状”，他说：“你让我搞，搞坏了我承担责任。”周大兵认为，“这是事业，事业就不可避免会有成功与失败。”早已熟悉周大兵性格的陆总便没再犹豫，后来的事实证明，陆总的相信是有根据的，周大兵成功了。
到1981年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前，周大兵已经在葛洲坝干了11年了，这11年里，他逐渐由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名既具有较强组织管理能力，又具有较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1980年底，葛洲坝各项土建工程基本完成，向国务院申请进行大江截流，第二年，国务院批准。周大兵被任命为截流左岸总指挥，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次考验，但更是一副重担。因为他深知，葛洲坝枢纽工程控制着达100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截流成功与否，既关系着整个工程的成败，又关系着成千上万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且，它还有巨大的政治影响。
长江流域每年的5月到10月为汛期，要保证截流安全，就得赶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对于这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任务，不但他没有把握，其他技术人员也没有把握，国家决策层也都没有把握。虽然有人把葛洲坝工程只作为以后三峡工程的一次试验，但周大兵却觉得，这项工程没有折扣可打，他必须确保截流百分之百成功。后来他回忆说，“当时我们所有的指挥人员和施工人员都精神高度紧张，大有一种在战场上视死如归的感觉。”在截流前，他连车带人整天都在截流现场，观察数据，做统计分析，部署施工力量，整整一周，他都没有合过眼。经过精心组织和充分准备，葛洲坝截流仅用了36分23秒就胜利实现戗堤合拢，总进尺203米，总抛投量10.6万立方米，最大日抛投量7.9万立方米。葛洲坝截流工程终于成功了，滔滔长江在葛洲坝变成了一位娴静的少女。
20多年后的今天，周大兵不无激动地说：“现在从录像上看似乎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经历过之后，你将会永远记住那一刻。我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依旧是热血沸腾。”是啊！有首歌唱得好：“爱过了，谁会舍得；经历了，谁会忘记。”周大兵说：“每当看到自己辛苦十几年建立起来的大坝，内心就感到无比自豪！”也许，自豪的不仅仅是那些辛辛苦苦把大坝建立起来的劳动者们，自豪的还有全国十几亿人民！
在国电公司力主开发西部水电
1999年6月，周大兵调至国家电力公司任副总经理，此时的国家电力公司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国家电力公司1997年1月成立后，有一段时间按“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双轨制运行。到1998年，国务院撤销电力工业部，国家电力公司正式进入企业化运作，这标志着中国电力工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1999年，国家电力公司致力于建设“控股型、经营型、现代化、集团化管理的国际一流电力公司”，周大兵正是在此时来到国家电力公司的。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面临新的任务，周大兵感到兴奋，因为以前他的许多未能付诸实践的设想可以提上日程了。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国家电力公司的两三年里，我干得很痛快。有什么想法，只要愿意干，就可以付诸实践”。
20世纪末，国家提出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把西部地区的丰富资源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优势，这对于水电行业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和骨干性工程――“西电东送”，自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西电东送”是指开发贵州、云南、广西、四川、内蒙古、山西、陕西等西部省区的电力资源，将其输送到电力紧缺的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和京、津、唐地区。“西电东送”将形成三大通道。一是南部通道，即将贵州乌江、云南澜沧江和桂、滇、黔三省区交界处的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的水电资源以及黔、滇两省坑口火电厂的电能开发出来送往广东。二是中部通道，即将三峡和金沙江干支流水电送往华东地区。三是北部通道，即将黄河上游水电和山西、内蒙古坑口火电送往京津唐地区。
我国是世界上水能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可开发装机容量为3.78亿千瓦，年发电量1.92亿千瓦时。但水能资源的分布极不均匀，90％的可开发装机容量集中在西南、中南和西北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上游的干支流和西南国际性河流，其可开发装机容量占到全国可开发装机容量的60％。由于水电资源分布与用电负荷分布的不平衡，客观上制约了水电的开发和利用。到1999年底，全国水电总装机容量为7300万千瓦，仅占水电可开发装机容量的19％。
此外，我国煤炭资源也集中在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能源资源非常短缺。但北京、广东、上海等东部七省市的电力消费占到全国的40% 以上。我国东部地区的水能资源只占7%，开发率大于50%，而西部地区的水能资源占75%以上，开发率却仅为8%。周大兵清晰地看到“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世界水电发展的高峰在中国，中国水电发展的高峰在西部”。
因此，国家电力公司党组认准形势，抓住机遇，首先积极组织实施“西电东送”工程。在2000年，国电公司成立了“西电东送”领导小组，周大兵任副组长，主要负责“西电东送”规划、项目前期准备、投资决策及项目实施过程中重大问题的领导和协调，按照国家确定的“流域、梯级、滚动、综合”的水电开发方针，周大兵主持实施国家电力公司“六大一小”水电工程项目，经过努力工作，这些水电项目都已开工建设，对于我国顺利实施“西电东送”，化当地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保持电力工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至2001年底，我国大陆常规水电装机容量已达到7700万千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此外，周大兵在全国各地考察及各种重要会议上，一再强调水电建设应特别注意移民和环境问题，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要求各单位在建设中避免浪费，进行集约化经营。对于水电系统的党员干部，他还强调作风建设和素质培养。所有这些，为水电行业的发展壮大注入了新的活力。
周大兵来到国家电力公司的第二年，即2000年，公司被美国《财富》杂志排在世界500强第83位，2001年上升至第77位，而到了2002年，就以中国第一的佳绩跃升至第60位，这是中国企业进入排序的最好名次。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取得如此大的成绩，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当记者说及时，周大兵并不满足，因为他知道，中国人均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水平仅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仍有2300万人口没有用上电，并且，中国的水电行业也存在许多问题与矛盾，因此，电力的发展道路还很艰巨，开发水电任重道远。
感谢母校培养更感谢实践课堂
今年已57岁的周大兵，在水电方面具有令人称道的经历：从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地葛洲坝，到中国水利水电工程集团公司，到武警水电指挥部，再到国家电力公司。忆往昔，他感慨万千。
在学校时，周大兵喜欢书法与绘画，这份高雅的艺术爱好，需要一定的环境气氛和长时间的磨砺。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已无多少闲暇来培养这种爱好，更别说什么环境与培养了。不能爱自己所爱，必须学会适应各种环境，这也是许多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后所面临的矛盾。有的人能较快适应，马上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转移过来，把精力投入到新的工作里；而有的人则彷徨失措，要苦闷几年，乃至十几年。
周大兵属于前者，很快就适应了。工作后，他很快发现，原来美并不仅仅存在于艺术中，美无处不在。比如水电工程，拿他的话说，“搞水电工程建设，但它并不只具有实用价值，而且还有丰富的美学意义，只不过，它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融入美。”“美对于人应该是一种素质培养，它可以潜移默化在工作中。”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水电事业的建设上。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水电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能在这个行业里多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做些贡献，我感到很荣幸，也很自豪。”
欣慰之余，他也感到些许的遗憾。他是1963年考入华东水利学院的，3年后，“文革”开始，正值高年级的他学业受到冲击。但所幸的是，在后来的工作中他善于探索，勇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求学中的缺憾。对此，他深有感触地说：“无论是我们那个时代，还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应该认识到，学校学习只是打个基础，更多的是要到社会中去实践。”“应当说，从学校出来时，大家的起点都差不多，以后出现差别的关键是在社会实践中。只要愿想肯干，都能做出成绩。”这是周大兵对自己几十年水电工作的经验总结，我想，它对我们每一个立志成才的青年人又何尝不具有借鉴意义呢？
说到学校，周大兵说：“离校30多年了，一直很怀念学校生活。是学校给了我知识，为我步入社会参与水电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在学校的教育，没有这样的基础，我想我也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这就是一位学子对母校的爱恋与感激，拳拳之心，溢于言表。在建校87周年、建院50周年之际，他“祝愿母校更加兴旺发达，并为国家水电系统输送更多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