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1900—1976），上海南汇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革命家，中国革命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1917年秋，入学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2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3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1954年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1966年8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69年被遣送广东肇庆，1976年7月因心脏病猝发逝世。
鹤鸣于九皋 声闻于天
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出生在东海之滨的一个小村庄北张家宅，其名为长辈张柱唐所取，取《诗经·小雅·鹤》中诗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这饱含深意的名字寄予了长辈的希望：要改变中国这种贫穷、屈辱的局面！
张闻天的童年是在一种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中度过的，农民家庭质朴醇厚的亲子之爱，勤劳节约的生活起居，使他自小养成一种勤勉朴实的习惯。江南水乡清新秀丽而又繁富多变的自然景观，又陶冶了他那温和自由、细致绵密的情致。
张闻天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处在新陈嬗变之时：戊戌喋血，百日维新失败，宣告了变法改良的破产；庚子义和团运动显示了顽强的民族精神，但在八国联军的枪炮之下无法避免被扑灭的命运。救亡呼唤着新的民族觉醒。张闻天出世后不到两个月，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惠州起义，迎来了以革命为时代主流的新世纪。
对于童年张闻天来说，社会上的一切还离得十分遥远。然而非常明显的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张闻天的，不仅是田园生活的滋养，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且有现代思潮的感染，时代风云的戟刺。它们沉淀在意识的深层，在张闻天成长的过程中，发挥着潜在的作用。
1912年8月1日，张闻天离家来到南汇县城，进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接受了当时最新的教育，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现代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接受了比较严格的阅读写作等基本技能的训练，为他日后的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好学深思，讷于言而长于文，是他留给同学们的突出印象。
1915年夏，张闻天于南汇高小毕业后，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进普通中学然后上大学；一条是上实业学校读三年，毕业出来就业。当然，上实业学校后，有机会也还可以上各种学校，但要想出洋留学就十分渺茫了。张闻天虽有远大抱负，学业成绩也居全班之冠，无奈家中经济实力不够，只好报考免收学费、宿费的实业学校。1915年8月，他就近考入设在宝山县吴淞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同他一道考进的，还有他的堂兄张武高，两年以后，他们都不满意于所学专业而分别考取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张闻天和张武高堂兄弟俩都要到南京读大学了！一门出了两个大学生，成为1917年夏天轰动北张家宅的新闻。 当时河海以“河疏湖蓄水利兴”、“横流浩劫永断绝，拯救数兆黎”的目标教育学生，以养成“高尚之人格”、“勤勉耐劳之习惯”、“切实应用之知识”作为办学的方针，形成了一种俭朴、务实的校风。
对于张闻天来说，在“河海”的学习阶段，接受了现代民主思想的启蒙，开始了“自我的觉醒”，对他以后的道路具有决定性作用。
张闻天生长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一个忧患与希望交织、光明与黑暗搏斗的年代。他进入“河海”的时候，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张勋复辟的闹剧刚刚收场，中国加入了协约国正式对德宣战，孙中山讨伐“民国叛徒”段祺瑞的护法战争正在湖南激烈进行……此后，国内外时局的发展，都在他心中激起波澜。对于时事的评论，张闻天有着敏感深邃的观察力，卓然独立、不肯随意附和的秉性。
《新青年》的科学与民主的号角，唤起了张闻天“自我”的觉醒；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使张闻天在黑暗中依稀见到了曙光。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郁积于张闻天心头的愤懑立即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他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成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乃至南京学界最为活跃的学生之一。在这一段时间，他与沈泽民等创办了《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以“开通民智，增进民德，发扬爱国精神”为宗旨，围绕着“改良社会”这个中心，及时报道了南京本市、江苏各地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猛烈地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展开了对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的批判，继续宣扬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的政论，集中地表现了他渴望解救中国的爱国感情，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苦心，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还积极热情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活动，展示了他日后成为理论家、宣传教育家的才华。
热血五四青年，东渡日本求学
五四运动奔腾澎湃的大潮退落后，张闻天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经历了一段向光明的地方摸索的时期。为了寻找光明之路，他有果敢的行动，卓越的见解，坚韧的奋斗，也有彷徨、苦闷、迷惘，有时以为找到光明，实则坠入陷坑；明明想径直达到目的，却偏偏误入歧途……
总之，这是一个曲折前行的历程，对改造这“不合理的社会”的办法进行了多方探索，对各种各样救世济众的“主义”、“思潮”作了品味、鉴别、扬弃。
“五四”以后，在青年学生中流行一种激进的行动，即实行三个脱离：脱离学校，脱离家庭，脱离婚姻。张闻天是身体力行者之一。这时他对“科学救国”完全动摇了，认为“河海”的课程枯燥无味，成了束缚他学习和奋斗的桎梏。等到9月开学时，他决心采取一个激烈的行动：脱离已经学了两年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到哪里去呢？首先吸引张闻天的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他想到法国去。他在留法预备班学习了两个月后，又改变了主意，决定离开，专心一意攻读哲学，以便从根本上学习与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就在这时，一个刚刚诞生的进步青年组织强烈地吸引着张闻天，这就是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他加入以后又被王光祈描绘的一幅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蓝图所鼓舞。刚好沈泽民这时也离开“河海”到了上海，于是，张闻天即同他一起试验过那种一面工作一面读书的小组织生活。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承担少年中国学会所办刊物的校勘、出版事务。
在这一段时间，张闻天就不靠家庭资助，同家庭脱离关系而独立自主生活了。他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写作和翻译的稿费。他在《少年世界》、《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时事短评、书评、散文、新诗、通信等，内容涉及劳工问题、农村问题、文化问题、家庭婚姻和妇女解放问题等。这是他继五四运动以后，对中国的现状和革命问题的又一次内容广泛而具体的思考与探索，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从中可以看出张闻天改造中国的勇气和决心。
张闻天和沈泽民过工读生活不到半年，又感到不满足了。这时，在国内青年学生中又一次掀起了“出国潮”，赴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的人越来越多。
1920年7月中旬，在这种大潮流的驱动下，他们一起东渡日本，来到东京。在日本的生活体验，包括镰仓海滨神异灵秀的自然风光，在张闻天日后的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使他萌生了对文学的爱好，这时，他的志趣又开始从哲学逐渐向文学转移了。
探求中的曲折，革命路的发端
1921年1月，张闻天与沈泽民一起离开东京回到上海，这时张闻天对改造社会问题思考的重心已经开始向内心的、精神的方面转变，他开始对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文艺思想与哲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第一篇文章——《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在新文学春花怒放的氛围中破土而出，从而在新文学界崭露头角。
1921年7月1日至4日，张闻天出席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南京大会。会议三天他都没有发言，但他的内心充满着对人生与社会问题的思索。这时他几乎完全沉浸在对“泛爱”、“无抵抗”以及“人格”的崇尚之中。在《民国日报.觉悟》上，他和沈雁冰、陈望道就“无抵抗”、“泛爱”等问题展开了一场短暂而又十分认真的讨论。
从主观愿望来看，青年张闻天信奉这种泛爱哲学和无抵抗主义出于对冷酷社会的憎恶，反映了他改造社会、净化人生的良好愿望。他的文章中有不少对社会罪恶、道德沦丧的鞭挞，有不少对内心明净、言行一致、“不为声色势利所诱惑”等高尚人格的推崇。对于沈雁冰、陈望道的批评，张闻天闻过则喜、择善而从、服膺真理、修正错误，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张闻天几经剖析考核较短论长，解开了深浅不同的重重矛盾，这才摆脱了彷徨和苦闷，向着光明之路迅跑。
如果说，在五四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学习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是张闻天献身中国革命的起点，那么在经历了一番曲折之后，1922年他对于中国乱源的分析和实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讨，则是张闻天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跃进。他终于确信科学社会主义是一条通向光明之路。
1922年初，张闻天立志为社会主义“做一个小卒”，但是他并没有立即走上政治活动的舞台，他越来越倾心于文学。他以译介外国文艺理论为发端，渐次转入对外国作家、作品的评价，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然后才进入文学创作。他的文学道路，是从评论家、翻译家到作家的道路。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他的外国文学译著就达到50万字。
张闻天在译介外国文艺理论和作家作品中显示的才华受到社会瞩目。远在美国的中国学友会友们，很希望他到旧金山来，同他们一道开展社会活动。
1922年8月20日，张闻天从上海乘中国远洋轮“南京号”前往旧金山，同船赴美的留学生有130多人。启航不久，在黄海遇上风浪，船身如落叶随水上下，不能自主。天地晦冥、风云色变之后风平浪静。年轻的张闻天看着日本的横滨和夏威夷的檀香山，都像梦一样过去了，但他心中清醒地装着他救国救民的执著意念。
张闻天在美国勤工俭学的生活从旧金山开始了，他的学习主要是利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分校的图书馆。柏克利依山傍海，气候温和，风光明媚，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设备齐全。通常整个白天或一个上午，张闻天都坐在图书馆里读书，翻阅期刊或从事译著。
在1923年与1924年之交，张闻天结束了他留美勤工俭学的生活，告别了旅美的朋友，告别了旧金山，怀着对中华大地赤诚的爱，带着创作新小说的强烈欲望，登上“林肯号”邮轮返回祖国，重新踏上黄浦江畔这一块养育他的热土。
文坛的新星，潮流的火炬
作为时代的弄潮儿，24岁的张闻天已经在波峰浪谷里经历了几番沉浮。与包办婚姻抗争的失败，给他精神上带来无穷痛苦，是五四运动使他冲破了思想的牢笼，踏上了反抗旧社会、改造旧中国的路；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使他振奋，托尔斯泰、泰戈尔等的思想又使他惶惑、迷惘。事实的教训和真理的光芒，引导他找到了走向光明的路，使他决心做一名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小卒；海外游子的孤寂、落寞，曾使他一度精神颓唐，但他很快从外国进步文学的翻译中汲取了生活的勇气。他决定为改变祖国的命运，首先是改变文坛的贫乏，作一番努力。
1924年5月，张闻天完成了长篇小说《旅途》和三幕话剧《青春的梦》。《旅途》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小说创作的革命精神，通过青年的恋爱与婚姻问题，显示了强烈而又深广的社会批判力量。《青春的梦》是《旅途》的姊妹篇，它跨过了个性解放的单纯追求，将恋爱同社会革命联系起来，着意讴歌与旧社会作战的叛逆精神，向青年男女指出，反抗旧社会，才能求得光明、自由与幸福。
1924年10月，张闻天到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英文教员。他一到校，就给学生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颀长匀称的身材，穿上一件黑色花呢长袍，方正而略长的脸上架一副银丝近视眼睛，俊秀飘逸，一派稳重的江南才子气度。走上讲台，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配上温软的浦东官话，娓娓而谈，怎能不深得学生的敬佩和喜爱呢？他利用讲台巧妙地宣传新思想，针对青年特点，主要宣扬男女恋爱自由，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他还组织部分觉悟较高的学生学习《新社会观》、《共产主义ABC》，使他们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5年5月，经过山城重庆实际斗争的锻炼，张闻天重返上海。回上海后不几天，就发生了英国军队在南京路上枪杀中国示威群众的五卅惨案。上海全市沸腾了，燃烧了！张闻天激动了，愤怒了！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时，张闻天创作了书信体抒情小说《飘零的黄叶》。
小说采用青年知识分子长虹在冬夜给阔别10年的母亲写信的形式，向慈母倾诉了自己自从因婚姻纠纷离家出走，“冲到人生的战场”以后，艰难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心理变化，满怀深情地告诉母亲，他要为“创造人生的真意义”而无私地去寻求光明，并请求母亲庆祝他的再生。
《飘零的黄叶》写于张闻天走进共产党行列的时刻，从某种意上说，长虹曲折的生活经历与复杂的内心变化，就是张闻天用文学典型化的方法向党所作的思想发展轨迹的自我解剖，而小说后部长虹对母亲说的那些话，简直就是张闻天对党立下的誓言。“妈妈，贫穷的、飘泊的与流浪的命运，我已经决意去接受了，我将从这种生活中间去发现而且去创造出人生的真意来。我相信，我将永远的相信，人生虽是到处充满黑暗，但在这黑暗的中间，时时有一点点光明闪耀着。不过从前因为我的眼睛被幻想所封闭，没有看清楚这种闪光究意含有什么意义，不肯去接受罢了。以后，我亲爱的妈妈，你的长虹，将认真地要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他将把那一点光明拿来，高举在无穷的黑夜中间，妈妈，他更将借你的精神上的帮助，自己变作光明，照亮这黑暗如漆的世界！”
是的，从“五四”到“五卅” ，张闻天走过的就是一条无私地寻求光明的道路，在入党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整个半个世纪中，他虽然经历了人生少见的曲折、磨难，却始终坚持真理，探索前进，从不动摇，完美地实践了入党时自己立下的誓言。他不仅做了“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而且自身就是一团穿透黑暗、引导人们前进的不灭的火焰。
革命路漫漫，求索意沉沉
张闻天加入共产党、踏上职业革命家道路以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到苏州参加党的工作，其公开身份是私立乐益女中的国文教员。课堂，当然是他活动的重要场所，演说也是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方式。
1925年，莫斯科创办了一所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目的是为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育政治骨干。张闻天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从此开始了他留学莫斯科的生涯。
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不是一所风平浪静的高等学府，这里各种矛盾交织，充满着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大”创办时是一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学校，学生成分复杂，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不少国民党员。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经历了从大革命胜利发展到惨遭失败的重大反复，国内的狂风巨浪当然会在这里激起层层波澜。在苏联，“中大”从1925年创办到1930年夏结束这5年间，正是苏共党内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经历了从党内矛盾发展到公开斗争直至“清党”的过程。中国革命问题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争论的焦点之一。“中大”首任校长拉狄克又是托派的一个头头。这样，“中大”的学生，包括张闻天在内，卷入这场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当然，斗争的引发与进行的方式，又有着“中大”这所学校和中国这批学生自己的特点。应该说，这些斗争也是一种学习，虽然付出的代价太大，对卷入斗争漩涡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影响也过于深远了。然而，身处斗争漩涡之中的张闻天经过反复锤炼而趋于成熟了。
1931年，张闻天从莫斯科秘密回国。此时，中国革命正处在一个严重困难与重大机遇并存的历史阶段，一方面是国民党向革命力量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反革命武装“围剿”。另一方面，则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一方面日本不断发动的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却又在这种危机中开始孕育着民族团结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一方面在反“围剿”斗争中党和红军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正在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然而另一方面也就在此时，王明“左”倾路线开始统治全党，结果使得已经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损失以至陷入绝境。而这时学成回国的张闻天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用被迅速推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先后任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3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一时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和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使得身在其中的张闻天不可避免地犯了“左”倾错误。
然而可贵的是就在此过程中，他以求实的探索精神，提出了一系列与当时“左”倾错误不同的观点，从而为最终打破这个统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针对夸大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份的错误思潮，全面论证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性质，提出军事上打破“教条式药方”，采取从实际出发和灵活变化的战略思想。
危急时刻挑重担，叱咤风云闹革命
张闻天在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挺身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彻底摒弃“左”的路线。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张闻天为会议起草决议。这次会议，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接着，张闻天被推举为党内总负责人。从此中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的毛张合作的新的领导体制。
张闻天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立即倾注全部精力和才智，团结政治局和军委的负责同志，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把领导全党、全军实现战略转变，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历史重任承担起来。
抗战爆发后，1938年8月，张闻天主持召开洛川会议，与毛泽东相配合制定了党的抗战路线。就在中央贯彻洛川会议精神，争取全民抗战的时刻，王明于11月从苏联回到国内，此时的王明从“左”倾跳到右倾，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中央12月会议上，鼓吹一套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把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
面对这些言论，张闻天始终坚持“洛川”会议定下的根本原则。他在12月会议后的又一次中央会议上指出：“我们虽然主要的是求得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与巩固，但并不放弃我们自己的基本原则——党的独立性。”“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坚持党的领导。
我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些。”张闻天在关键时刻的这一坚定正确的原则立场，对于毛泽东抗战路线方针的贯彻和敌后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发展起了重大的保证作用。
张闻天在党中央长期分管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他实际上不再在中央负总责，更以主要精力倾注于这方面的工作。从抗战开始，他先后担任过宣传部部长、干部教育部部长、《解放》周刊负责人等职。他还亲自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亲自为学员们讲课和编写教材，他所作的《论青年修养》、《论待人接物》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张闻天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号召，深入陕北、晋西北农村进行了一年多的社会调查。这次长时间的深入基层的调查使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获得一个新的境界，同时也成为他思想作风进一步转变的一个新的起点。他在调查结束后写的《出发归来记》中写道：“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他的这番话至今读来也不失为警世良言。而他后半生做出的新的理论贡献则是与他这次思想的提高分不开的。
1943年张闻天回到延安之后，就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从此时起到1959年庐山会议遭到贬斥为止的10多年中，主要从事部门和地方工作。抗战胜利后，他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合江和辽东省委书记、中共东北局组织部长和负责财经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入外交战线，先担任驻苏大使，接着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这10多年间，他虽然不再直接参与中央的决策，然而却仍然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做出了贡献。其中最大的贡献是他为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建设方针提供了一个最初的设计思想。
东北地区是我国解放最早的地区，又是在各种经济层次上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就在东北全境即将解放的前夕，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的张闻天受东北局的委托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这就是《关于东北经济构成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份提纲的基本思想，乃是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发展的方针。这份首次概括我国新民主主义5种经济成份的《提纲》上报之后，立即受到中央的极大重视，它的基本思想被吸收到毛泽东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之中，这是张闻天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大贡献。
历史表明，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前提下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发展的建设方针，是完全符合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基础落后的大国国情的，其长远意义今日也就看得更加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张闻天虽然从事外交工作，但他对国内的经济建设始终十分关心。当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掀起之后，张闻天很快明确地感到“左”的错误。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心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实地的调查，并一再地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至1959年中央召开庐山会议讨论纠“左”时，他便针对“左”的错误作了一篇长达3个小时的系统发言，却未料到因此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和彭德怀等人一起遭到批判，冤案长达17年之久。
庐山会议后，张闻天被撤销了领导职务，1960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当一名特约研究员。处于逆境之中的张闻天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仍然孜孜以求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密切结合现实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风萧萧兮天地寒，烈士一去不复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闻天遭到残酷的迫害，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自然也就被迫
中断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探索。1969年10月他从北京被遣送到广东肇庆。肇庆6年，张闻天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年轻的，他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锐。他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索，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求。他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是的，张闻天已经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他手里没有权力，更无法力挽狂澜了。但可宝贵的是，他始终没有丢失“自己的脑袋”。
1975年8月，张闻天到了无锡，在太湖之滨，他心情愉悦。此时，他已从“遣送”人员变成了自由公民了。
然而，此后的中国大地变故迭起，风暴丛生，“反击右倾翻案风”，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一桩桩事变都在张闻天心里激起万丈波澜。他肺气肿、心绞痛频频发作，终于在1976年7月的一个傍晚，心脏病猝发，一跌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天地色变！
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长眠。
但是，党没有忘记张闻天，人民没有忘记张闻天，1978年12月，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为张闻天平反，恢复他的历史地位。1979年8月25日下午，张闻天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同志饱含热泪，为张闻天致悼词。他在悼词中说：“张闻天同志离开我们三年多了。我们悼念张闻天同志，就要学习他服从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闻天同志的音容笑貌、儒将风采，将永远伴随他壮丽的一生流传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