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基尧:立心守志 与时舒卷

相传，尧帝时，天下未平，洪水横流。于是，尧忧心不已，开始治水于华夏。1945年，张基尧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普通家庭，小时候，他记忆最深的是家乡几乎年年闹水灾、搞防汛。水灾一来，乡亲们流离失所，使本来就贫穷落后的家乡更雪上加霜。父母想让他有更加高远的前程，寄以“尧”名。不曾想，张基尧因此而承尧禹之志，成为了我国治水兴邦的栋梁。

1962年，17岁少年张基尧乘车而下，来到了古都南京，彼时的他心中还没有“乘辇山行乘橇泥，祖述神禹绩”的宏伟理想，只是出于一份朴素的情感：一是“华水”招生简章上有着美丽的校园环境，特别是宣传页上印有一座宏伟的水电站，还有气派的工程馆和水利馆，这让他心生向往；二是“修桥补路，行医积德”，水利也是为民造福，他想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但是来到“华水”后，五年的大学时光中，青葱的美好年华里，耳濡目染了名师大家的崇高风范，切身感受了治水报国的伟大使命，张基尧的内心开始种下了治水兴邦的心志。在这里，“在秦淮河畔、清凉山下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享受着静谧充盈的学习时光，感受河海精神的熏陶，吸吮专业知识的营养，培养认识社会的能力，聚积奉献祖国的力量。”

毕业后，张基尧和全国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上山下乡接受劳动教育，被安置到南京军区在安徽的一个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对于这段经历，张基尧回忆说：“一年多的劳动锻炼，让我们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工作之余就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有机会便读一些专业书，养成了知行合一的行事风格。农场里除了学生连队、干部连队外，还有部队连队，他们雷厉风行的作风，使我感受很深。应该说，这段经历也是人生中的一种体验。”

一年半的准军旅生活后，张基尧开始走上所学的水电专业道路。1970年，张基尧被分配到云南以礼河水电工程局（即后来的水电十四局）。当年，那里的交通条件很差，没有汽车和公路，张基尧和其他几位大学生坐着马车赶到新的工作单位。生活上的艰苦，工作上的劳累，思想上的冲击，使不少人的豪情壮志面对残酷的现实变得有些茫然。由于张基尧身高体壮，被安排在喷枪队。正当张基尧为第一次穿上崭新的工作服而感到很新鲜之时，便经受了一次特殊的洗礼：喷枪风口被堵住了，加大风力后，不想突然喷了出来，劳动裤的裤管从大腿以下都撕裂了。张基尧第一次意识到他所立志从事的事业将充满着荆棘和风险。他告诉我们：“当时我是作为劳动力来使用的，在闷热潮湿的以礼河电站尾水隧道里，空气浑浊，要戴防毒面具，飞溅的小石子不时地打在身上，很痛，个别人受不了便跑了回来，但我始终不肯言退，就这么坚持了下来。”

在施工第一线的几年时间中，张基尧深切地认识到，环境艰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沉沦下去，要想所学有所用，真正做点事，确实要肯付出，肯奉献。而让张基尧有更深感受的是工人兄弟勤劳质朴团结友爱的品质。当时有一位名叫李顺海的老队长，从解放初就担任队长，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有一股守得住寂寞、耐得住平凡的精神，默默无闻地为水电事业奋斗了一生。老队长为人真诚质朴，非常关心周围同志，别人身体不舒服就帮这帮那。老队长去世后，是张基尧和其他同志一起抬着棺材上山的。还有2位工程师，是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对新同志非常照顾。对于这种难能可贵的阶级情感，张基尧至今仍念念不忘：“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感受到的是人间温暖。水利建设者是一个整体，水利建设需要发挥这个整体的作用。搞水利不是医生动手术，一把手术刀就解决问题，它需要的是大家的协同合作，因而团队意识和互助精神很重要。这对我今后的工作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财富。”

1976年，领导开始让张基尧担任技术员。自此，他那潜在的能量就像启闸的江水，势不可挡。旋即，上级调他到第二工程处试验室任工程师，1979年晋升为主任，其管理能力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得以崭露。值得庆幸的是，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百废待举，各企事业单位求贤若渴。理论知识丰富，又集长期实践经验于一身的张基尧终于赶上了用武的时代。

矢志“兴邦业”

1983年，张基尧奉命从西洱河畔转战鲁布革水电工地，被十四局党委任命为二公司副经理，具体负责鲁布革水电站首部枢纽的施工建设。鲁布革水电工程是我国水电建设第一个引进外资实行招投标制的试点工程，率先实行项目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甲方项目管理机构——鲁布革工程管理局。时值改革开放初期，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工程，鲁布革打破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不少人为之困惑。然而，它在中国大地上毕竟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有着巨大的生命力。通过多国之间竞争的演示，通过相互间的摩擦、碰撞形成了“鲁布革冲击” “鲁布革冲击之一，之二，之三……”《人民日报》系列报道了张基尧参与导演出来的鲁布革新事物。当然，伴随“冲击”而来的问题是非常多的，观念的冲撞，利益的摩擦等等。在新的生产方式尚未形成以前，有许许多多亟需探索和解决的课题，需要有相当长的适应过程，因而摆在张基尧面前的路是崎岖的、艰难的。

“作为鲁布革改革试点的实践者之一，我同其他参加者一样，深深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张基尧如是说。当时不少人抱怨，我们打扫完房子，搭起舞台，正准备上台，可到头来演员却换了。更关键的是我们面对的是东西方经济强国的承包商在技术、装备、管理水平方面的强有力竞争，在工期、质量、施工能力方面的强有力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尽快转变职工思想观念，培养人才，带好队伍，促进企业转轨变型，促进工程建设整体高速、优质、低耗地进展，张基尧面对着严峻的考验，也体味了无数的酸甜苦辣。凭着“为国争光，为国争气”“绝不在外国人面前丢脸”的精神，凭着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张基尧和他的同事们在工期落后一年的艰难情况下奋力拼抢，终于实现了鲁布革按期截流，使曾经断言“即使拥有装备精良的设备和训练有素的人也很难按期截流”的世行专家感到惊讶，感叹地说：“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张基尧也因为在截流施工中贡献突出而被水电十四局授予“一等功臣”的荣誉称号。通过鲁布革的具体实践，摸索到了一套比较适应中国水电建设施工的管理经验，为他以后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项目管理制度，推行项目法施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6月，时任总理李鹏在全国第一次建设工作会议上发出学习推广鲁布革经验、加快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的号召，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建筑业的改革和发展。

1988年，鲁布革工程发电后的第二天，张基尧未能与广大职工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没有来得及进行鏖战过后的调整、休息，便奉命赶到了广州抽水蓄能电站一期工程工地。作为广东电网调峰、填谷和确保大亚湾核电站安全经济运行而兴建的国家重点工程，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这项工程是水电十四局在鲁布革工程后投标竞争得到的第一个有份量的工程，并且是在广东开放地区，成败影响之大自不待言。“我们在‘广蓄’的做法，简单的说就是一句话，就是把鲁布革的经验吸收过来，把鲁布革的弊端回避掉、解决掉，实行真正的项目管理。经过3年多的努力探索和实践，工程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张基尧又一次成功了。他潜心摸索并大胆实践的“广蓄”项目管理和项目法施工的成功经验，引起建设部、能源部、电力部的高度重视，先后2次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向全国推广，从而将中国水电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推向新的高潮。

1991年，由于张基尧在“广蓄”和鲁布革组织领导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被能源部和建设部授予“优秀项目经理”的荣誉称号并名列榜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亲自给他颁了奖。在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上，张基尧介绍了“广蓄”经验，并作为全国优秀项目经理的代表受到了时任总理李鹏的接见和赞扬。

让张基尧没有想到的是，历史的机遇竟又将他和中国水利水电建设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中的第三座里程碑联系在了一起。1996年6月，就在他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的第二个月，这位惯于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水电工程界的改革先锋又一次临危受命，正式接任小浪底建设管理局局长一职。

小浪底枢纽工程除分别由意、德、法三国公司为责任方的三家中外联营体中标承建外，还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进行分包或提供劳务。由于枢纽技术复杂和国际合同管理的特殊要求，小浪底水利枢纽是被称为具有技术难度最高、坝体填筑最大、引进外商范围最广、与世界接轨最全面等一系列“中国之最”的极具挑战性的工程。

 “我接任管理工作时，小浪底工程已经到了非常紧急的地步，由于导流洞塌方，外商擅自停工，工期已透支了一年，有的外国公司借机提出各种各样的索赔条件和要求。”一接手工作，张基尧就与日法德意几个外国公司协商，重申在合同方面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合同，在用工方面必须实行成建制队伍进场，外国公司不能用没有责任心的农民做劳务，即业主是中国人，承包商是外国人，分包商是中国人，实行“中外中”的承包模式。当时外国人对此不以为然，但经过将近一年时间，联营体赶了一年半的工期，扭转了被动局面，形成了振奋小浪底的“OTFF效应”，才不得不承认中国专业化施工队伍的神奇。1997年10月28日，小浪底如期截流。张基尧回忆到“小浪底工程是我心中珍藏的最美好记忆，每次提起它都牵动我无尽的思绪，激发我的情怀。在那里，我背负责任和使命，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度过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和我的同志们共同铸就了一座黄河历史上的丰碑。”

在担纲小浪底工程时，张基尧还是统领一方的水利部副部长。更宽广的工作事业，更丰富的工作内容，更沉重的使命担当，都催使着他谋篇布局，系统思考。他经常不辞辛苦，跑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河流湖泊，对我国水资源状况进行了周密系统的调查。有感于南涝北旱的历史性难题，他开始思考如何化险为夷，如何转危为安，如何将南方汛期的洪水变为北方重要的水资源，毛泽东主席“南水北调”的夙愿日渐清晰起来。2002年，党中央、国务院在过去50年勘测、规划和论证的基础上，决定开工兴建南水北调工程。2003年，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最高层次的指挥领导机构——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成立，张基尧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办公室首任主任。此后，工程整体上经历了规划、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等若干阶段。国务院2002年批复总体规划，2004年批复项目建议书，2008年批复可研报告。张基尧说：“南水北调是一个庞大的多项目集合，规模大、涉及范围广、工程技术复杂、技术含量高、管理难度大。作为水利工作者，能在一生中赶上南水北调这样的“天字一号”工程，并亲手将几十年的论证变成现实，不啻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

难忘“河海情”

在张基尧看来，“要想立志水电事业，就应该有付出的决心和准备，因为这项事业注定了要奉献。”2020年10月27日，张基尧站在母校的讲台上，深情寄语水之子：“我殷切希望河海大学的同学们要发扬百年河海形成的河海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民族大义、牢记国家希望和人民重托，立志忠诚于祖国和人民，自觉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责任。”

上世纪90年代，张基尧的感人事迹曾打动了无数人，成为几十万水电建设者和各条战线同志学习的楷模。在施工现场，他曾因检查漏水钢管而不小心掉进集水井里，落入七八米深的水中，为此他开玩笑地说：“要不是在河海大学练就的游泳本领，早就完了。”他曾在400多米的以礼河斜井里遭受过落石的飞击，“时至今日，我的腹部还有一粒粒的沙子，和肉长到一起了，因为当时只能取出一些大的石块。还有我的左眼，是一针一针缝起来的，那次在以礼河的井下，我顺着钢索往上爬，上面飞块石头把我的眼睛打了。当时两只手抓着钢索，只要手一放，就会滚到400米以下，哪还有命？”

张基尧伤口未愈，又一次次走进了工地。一天，导流洞爆破施工中突发意外，一个装炸药的工人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洞里硝烟弥漫，血腥四溢，洞壁溅满遇难者的血肉和内脏。工人们吓呆了，慌忙退出洞外。张基尧和几位领导干部一起走进了洞里。当时，张基尧腹内正长着一个包块，经常呕吐，吃不下饭，被血腥味一呛，更是难以忍受。但是，他却忍住了呕吐，克服了身体的不适，坚强地履行现场施工指挥的神圣职责。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把遇难同志的内脏从嶙峋的岩缝里一点点抠出来，塞进那面目全非的躯体内，然后把尸体抬出洞外。接着，他义无反顾地抱起炸药、导火索，返回洞里，他要亲自装药放炮。他想，士气可鼓不可泄，军心宜坚不宜摇！他深知，意外事故的发生，会给一线生产职工的心理蒙上阴影，导致工程施工受挫。而眼下工期是绝不容许有分分秒秒耽搁的。他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行动，感召洞外的工人们一齐跟到了他的后面……

张基尧说：“我这个人算是干了点事业，可欠家里太多了。可这不光我一个，所有水电职工都一样。你想想当时我家在云南，在广州施工能经常回去吗？当时立了一条纪律，到广东去的，不许带家属。带一个家属，就必须有房子，起码是一间。那么要盖多少房子呢？带一个人，就要安排一份工作，那还叫什么项目法施工呢？在这方面，作为一个项目经理，要有表率作用。所以我们班子里没有一个带家属的，统统都是单身汉，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

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十六字治水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水利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显著成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治水思路已由传统的与水相争转变为人水和谐。特别是对于大江大河，已突出强调了大治理大保护理念。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条件也在变，不变的是为民治水的胸怀。张基尧希望河海师生“要紧跟时代步伐、自加学习压力，充分利用河海大学的良好学习环境，如饥似渴、脚踏实地地学习专业知识，凝聚起更多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知识力量；要弘扬崇尚科学家精神，激发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不迷信既有成果、不盲从既有学说，勤奋钻研、勇于探索，在筑牢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问题、开拓新天地。”50度年前的一个选择，将一个少年送上了与水相随的一生。50年过去了，他怀着满腔热忱，走过人生中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转折，走过中国水利水电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在中国当代水利史上留下了一长串深深的足印。